中国娃娃侦察兵和印度老兵油子的生死对决
１９６２年的中国印度边界战争，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全胜的一场战争。其他几场战争分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间接参与），中越边境战争；以及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其中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打了个平手，政治打胜，中国得国际地位；抗美援越战争间接参与，巩固了抗美援朝成果；中越边境战争双方都宣称自己得，实际情况是中国在付出较大伤亡后部分达到战争的目的（即教训越南），但是未能使得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军的军事指挥、通讯、武器装备等方面暴露出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军队改革。中苏珍宝岛边境事件从规模上看只能算是军事冲突，由于抗美援朝中国陆军虎威的原因，苏联方面并没有大规模进攻中国的计划，而中国方面也没有全面进攻苏联的打算，两个巨人相互提防对方的进攻，从而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中印边界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取得政治、军事、外交乃至国际道义形象全面的一次涉外战争，对于这一点，中外军事历史学者都没有异议，其战争的结果远超出当时预计的三十年的和平，它的影响至今仍可以在中印两国的社会生活中看到。
从解放战争末期刘邓大军接管四川说起，徐蚌战役（大陆称淮海战役）失败之后，蒋介石想把四川作为退守的根据地，与毛泽东周旋，派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据守四川，洞察历史的毛泽东深知四川的重要，派刘邓大军千里大迂回，没有经过大的战役便夺取四川，国民党军投诚起义或俘虏的部队经过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人数达到几十万。此时，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占中国领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西藏，他命令刘邓组成进藏兵团，和平解放西藏。在成都、重庆等城市招收了地方青年入伍并经过短暂整编之后，进藏兵团开始西进，经过昌都战役等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之后，雪岳高原重新回到中国政府的麾下。此时，中国史书上称为天竺国的印度便和历经战火的中国（军队）面对面了。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留下的麦克马洪线，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印的边防军人摩擦不断，但此时新生的中国政府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之间需要相互的合作，矛盾被两国的政治气氛所掩盖，但到的六十年代初，不结盟国家领袖的地位建立，印度民族主义膨胀，矛盾浮现水面。
１９６２年的中国印度边界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印度方面民族主义的矛头不切实际指向新生不久的中国（柿子捡软的捏，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其争当南亚雄狮的梦想急于找到一个发泄口。周恩来曾亲赴新德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商讨边界争端，但印度方面把这当作软弱地表示，周恩来无功而返，在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印度的报纸依然骂声不绝。毛泽东决定打一仗得三十年和平，这场战争终于发生。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进藏部队的兵员大部分来自西南各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李白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而这几个地方的兵爬山越岭是家常便饭，也能较快地适应高原气候，和住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印度士兵比较起来更能吃苦更适合在高原地区的作战。当然印度兵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许多都是参加过二战老兵，不少兵三四十岁了，被称作胡子兵，还有他们枪打的准，因为在印度当兵是一种职业，他们是职业军人。而中国军人大多是二十岁以下的娃娃，被称作娃娃士兵。
战前，印度并没有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由于中国准备充分，帅谋，将勇，兵精，取得空前，消灭了印度的王牌部队，给予印度军队甚至民众的心理以沉重打击。因为在印度从军意味着有地位、有职业的保障，在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贫困人口的印度，当军人是一项好的选择，是有面子的事，而在王牌部队更意味着荣誉和前途，想想中国六七十年代参军有多么不易，就可以理解这些王牌部队的覆灭对印度民众心理有多么大打击。而这一切是中国领导人曾经想避免事情。有这样一件事，６２年战争以后，中印之间几十年没有交往，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台湾人来到了印度某个邦，被当地人误传为中国（大陆）人，结果不少人来看稀奇，以为中国人都十分厉害，个个都会功夫，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
由刘伯承元帅坐镇北京指挥，张国华任前线总指挥。根据考尔中将摆的阵势，刘帅把它形象的称之为“铜头铁尾豆腐腰”并定下了先斩腰、再截尾、搂头的作战方针。在中国军队将印度军腰斩之后，形成各个击破之势，印军给养送不上来，几天不吃饭这些胡子兵都变成了稻草兵，不要说端枪打仗，跑都跑不动，战争的后期印军如惊弓之鸟，被俘虏之后首先是要粮吃饭。经过两次战役歼灭、击溃印度军精锐部队７个旅，俘虏数千人，包括准将在内高级军官数十人，印度军队总指挥考尔中将险些被俘虏，更严重的是新德里以北已没有任何象样的军队可以阻挡中国军队的脚步，中国军队的前锋已达到距新德里三百公里的地方，而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已经可以看到新德里的灯光了。新德里一片混乱，印度议会在讨论迁都，官员、难民、外交官向南争相逃跑……
印度兵才知道中国娃娃士兵的厉害，从此不敢轻视中国。
这里说说侦察兵和印度兵战斗的故事。
中国的娃娃侦察兵和印度的老兵油子周旋于原始森林、雪山草甸，有时候装伴成藏民，有时候装作客商，有时候赶着一群羊成了牧民，出入于边界内外，高原沟壑中，和印度胡子兵斗智斗勇。有这么一件事，七、八十年代中印边界局势紧张是，有侦察兵化妆牧民赶羊在边界来回游动，一方面侦察敌情，一方面准备牺牲自己，倒在敌军枪口下（为战友们教训敌人做血证），慑于六二年中国边防部队的强大战斗力，印度军队始终没有敢开枪，可见当年军人的勇敢善战荫庇后来的军人和国家安全。
这些老兵当时还是二十岁上下的娃娃兵，至今谈起这场战争，仍然绘声绘色描述印度的机枪兵如何躺卧在铺有红毡毯阵地上打仗的情景，老兵的嘴角泛着轻轻的笑意----其背后的含义是：这样的少爷兵怎么可能善战。这些故事在这些部队里面一直流传下来，老兵讲给新兵，新兵又变成老兵，一代一代成为部队里的掌故，成为部队的精神财富。
资料来字: １９６２年的中国印度边界战争，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全胜的一场战争。其他几场战争分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间接参与），中越边境战争；以及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
其中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打了个平手，政治打胜，中国得国际地位；抗美援越战争间接参与，巩固了抗美援朝成果；中越边境战争双方都宣称自己得，实际情况是中国在付出较大伤亡后部分达到战争的目的（即教训越南），但是未能使得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军的军事指挥、通讯、武器装备等方面暴露出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军队改革。中苏珍宝岛边境事件从规模上看只能算是军事冲突，由于抗美援朝中国陆军虎威的原因，苏联方面并没有大规模进攻中国的计划，而中国方面也没有全面进攻苏联的打算，两个巨人相互提防对方的进攻，从而限制了战争的规模。
中印边界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取得政治、军事、外交乃至国际道义形象全面的一次涉外战争，对于这一点，中外军事历史学者都没有异议，其战争的结果远超出当时预计的三十年的和平，它的影响至今仍可以在中印两国的社会生活中看到。
从解放战争末期刘邓大军接管四川说起，徐蚌战役（大陆称淮海战役）失败之后，蒋介石想把四川作为退守的根据地，与毛泽东周旋，派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据守四川，洞察历史的毛泽东深知四川的重要，派刘邓大军千里大迂回，没有经过大的战役便夺取四川，国民党军投诚起义或俘虏的部队经过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人数达到几十万。此时，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占中国领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西藏，他命令刘邓组成进藏兵团，和平解放西藏。在成都、重庆等城市招收了地方青年入伍并经过短暂整编之后，进藏兵团开始西进，经过昌都战役等一系列小规模战斗之后，雪岳高原重新回到中国政府的麾下。此时，中国史书上称为天竺国的印度便和历经战火的中国（军队）面对面了。
由于英国殖民统治者留下的麦克马洪线，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印的边防军人摩擦不断，但此时新生的中国政府和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之间需要相互的合作，矛盾被两国的政治气氛所掩盖，但到的六十年代初，不结盟国家领袖的地位建立，印度民族主义膨胀，矛盾浮现水面。
１９６２年的中国印度边界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印度方面民族主义的矛头不切实际指向新生不久的中国（柿子捡软的捏，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其争当南亚雄狮的梦想急于找到一个发泄口。周恩来曾亲赴新德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商讨边界争端，但印度方面把这当作软弱地表示，周恩来无功而返，在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印度的报纸依然骂声不绝。毛泽东决定打一仗得三十年和平，这场战争终于发生。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进藏部队的兵员大部分来自西南各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李白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因而这几个地方的兵爬山越岭是家常便饭，也能较快地适应高原气候，和住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印度士兵比较起来更能吃苦更适合在高原地区的作战。当然印度兵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许多都是参加过二战老兵，不少兵三四十岁了，被称作胡子兵，还有他们枪打的准，因为在印度当兵是一种职业，他们是职业军人。而中国军人大多是二十岁以下的娃娃，被称作娃娃士兵。
战前，印度并没有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由于中国准备充分，帅谋，将勇，兵精，取得空前，消灭了印度的王牌部队，给予印度军队甚至民众的心理以沉重打击。因为在印度从军意味着有地位、有职业的保障，在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贫困人口的印度，当军人是一项好的选择，是有面子的事，而在王牌部队更意味着荣誉和前途，想想中国六七十年代参军有多么不易，就可以理解这些王牌部队的覆灭对印度民众心理有多么大打击。而这一切是中国领导人曾经想避免事情。有这样一件事，６２年战争以后，中印之间几十年没有交往，八十年代初，有一个台湾人来到了印度某个邦，被当地人误传为中国（大陆）人，结果不少人来看稀奇，以为中国人都十分厉害，个个都会功夫，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
由刘伯承元帅坐镇北京指挥，张国华任前线总指挥。根据考尔中将摆的阵势，刘帅把它形象的称之为“铜头铁尾豆腐腰”并定下了先斩腰、再截尾、搂头的作战方针。在中国军队将印度军腰斩之后，形成各个击破之势，印军给养送不上来，几天不吃饭这些胡子兵都变成了稻草兵，不要说端枪打仗，跑都跑不动，战争的后期印军如惊弓之鸟，被俘虏之后首先是要粮吃饭。经过两次战役歼灭、击溃印度军精锐部队７个旅，俘虏数千人，包括准将在内高级军官数十人，印度军队总指挥考尔中将险些被俘虏，更严重的是新德里以北已没有任何象样的军队可以阻挡中国军队的脚步，中国军队的前锋已达到距新德里三百公里的地方，而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已经可以看到新德里的灯光了。新德里一片混乱，印度议会在讨论迁都，官员、难民、外交官向南争相逃跑……
印度兵才知道中国娃娃士兵的厉害，从此不敢轻视中国。
这里说说侦察兵和印度兵战斗的故事。
中国的娃娃侦察兵和印度的老兵油子周旋于原始森林、雪山草甸，有时候装伴成藏民，有时候装作客商，有时候赶着一群羊成了牧民，出入于边界内外，高原沟壑中，和印度胡子兵斗智斗勇。有这么一件事，七、八十年代中印边界局势紧张是，有侦察兵化妆牧民赶羊在边界来回游动，一方面侦察敌情，一方面准备牺牲自己，倒在敌军枪口下（为战友们教训敌人做血证），慑于六二年中国边防部队的强大战斗力，印度军队始终没有敢开枪，可见当年军人的勇敢善战荫庇后来的军人和国家安全。
这些老兵当时还是二十岁上下的娃娃兵，至今谈起这场战争，仍然绘声绘色描述印度的机枪兵如何躺卧在铺有红毡毯阵地上打仗的情景，老兵的嘴角泛着轻轻的笑意----其背后的含义是：这样的少爷兵怎么可能善战。这些故事在这些部队里面一直流传下来，老兵讲给新兵，新兵又变成老兵，一代一代成为部队里的掌故，成为部队的精神财富。
红军长征经过的艰难险阻，大致可分为两种：人为设置和大自然本身所固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是人为障碍，自然界的险阻可分为江河、关隘、雪山、草地、气候、疾病等几类。
在万里征途中，姑且不论国民党军占有地利、装备和人数绝对优势的追剿部队，即使是大自然摆在路途之上的艰难险阻，也不是一般军队所能轻易克服的。
长征中的红军首先遇到的大自然的险阻，就是江河。史册上也就此留下了亿万人耳熟能详的强渡乌江、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
乌江：隆冬大雪严寒，竹筏赤膊强渡
1934年10月中旬，86万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突围西进，“长征第一渡”便是过于都河。这条河不宽，又有红军工兵架桥，且属苏区边缘地带，渡河时未发生战事。红军渡桃江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即开始进行激烈战斗。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的湘江之战中，红军蒙受巨大损失，其原因固然很多，不过湘江的江面宽，利于国民党飞机扫射封锁和投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未达成在湘江聚歼中央红军的目的，但当他得知红军入贵州的消息之后，又高兴了。那里有穷山、恶水和大量吸毒之民，这些都不利于红军。
中央红军入黔后，遇到的第一条江河是乌江。贵州险路难行，素称天险的乌江横在中间阻隔。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城，军阀侯之担则坚守住黔北屏障乌江。此时红军身后还有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紧追，一旦渡江不成或迟缓，便会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河，发源于乌蒙山东麓，江水由西南自东北急速奔流，将沿途崇山峻岭削成陡峭绝壁，并把贵州划成南北两部。两岸山高崖绝，陡峭的山岩高达数丈；河床时宽时窄，水底暗流湍急。渡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大木船，二有好梢公，三须是大晴天。
红军到乌江边时，三个条件似乎都不具备：大小船只早已被敌人掳去北岸，船夫难觅，渡江之时雪花纷飞。在此情况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三军团分三路强渡乌江。
1935年新年刚过，红一师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进抵回龙场渡口，就地取材，扎起竹筏，在黄昏时分就以一只竹筏载着8名战士向对岸偷渡，不幸竹筏被险浪和旋涡打翻，战士落水失踪。
当天夜间，又一只竹筏在寒风怒号中离岸而去。一个小时后，北岸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第一批突击队靠岸。等待已久的其他竹筏，一个接着一个地冲进波涛汹涌的江中，越来越多的红军部队被送到对岸，回龙场渡口突破成功。
红二师四团则选择了江界河渡口，先是由连长毛振华带领8名擅长游泳的勇士，冒着刺骨严寒泅渡过江，成功到达北岸，然后接应赤膊短裤的突击队，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三只竹筏抢渡。其余几十只竹筏也立刻出发，强渡过去迅速占领高地，控制了北岸渡口。守江的黔北军阀侯之担见两处渡口已失，丧魂落魄不战而逃。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贵州后，也在乌江上反复渡过。长征期间，红军两大主力总计六次突破乌江，比四渡赤水还多了两次。
金沙江：反复调动敌人，周密严谨快渡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一泻千里，大浪咆哮。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兵锋直指贵阳。正在城内督战的蒋介石身边只有一个正规团，急令滇军主力紧急增援，云南境内敌人兵力空虚。红军乘机长驱西进，疾速由黔西入滇，直逼省会昆明。“云南王”龙云只好将各地守军和民团调来昆明，滇西北金沙江畔无兵防守，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准备渡江北上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为了确保迅速渡江，中革军委开始规定要抢占金沙江的三个渡口——龙街、皎平和洪门渡口。由红军大学编成的干部团以昼夜行军多里的速度，一举拿下皎平渡口，获得两只小木船；红一军团第四团智取三座县城，控制了龙街渡口，但因江宽水急，无法抢渡，遂转向皎平渡过江，仅留少量部队继续架设浮桥迷惑追兵；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也因船只少，水流急，无法架桥，除留下一个团渡江外，主力也转向皎平渡江。
在金沙江皎平渡两岸悬崖峭壁上，一时间集中了2万多名红军战士，数百余马匹和行李担子。这一渡口虽然水流稍缓，但短时间内无法架设浮桥，第一天只好靠两只小船摆渡。以后又找到五只船，大者渡30人，小者渡11人，但船皆已破烂，船底漏水，每次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复渡。
区区七只小破木船，承载着中央红军脱离险境的希望。指挥渡江的，是精于财经统筹和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
渡江工作就像一架衔接精准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部队到达江边时，事先就被告知纪律，要求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依船只能载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哪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以免船只倾覆。每船设船上司令员，船上的各级首长也须听其指挥。小船因不能承载骡马，便将其都赶到江里，人坐在船尾牵着牲畜过江。
为红军撑船的梢公共有36人，有汉族，也有彝、傣、纳西等少数民族。他们打破“夜不渡皎平”的遗俗，夜以继日，终于在7天之内将所有红军摆渡过江，未掉一人一骑。后来西方人了解到此事，认为其组织完善堪与后来“二战”的敦克尔刻大撤退相媲美。殿后的红五军团也交替掩护渡过金沙江，随即凿沉了七条木船，国民党追兵望江兴叹。
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时候，选择了金沙江上游的石鼓镇。这里人称“万里长江第一湾”，传说当地是蜀汉诸葛亮“五月渡泸”和忽必烈“革囊渡江”的地方。红军依然是佯攻昆明，调动敌人，依然是只有七条小船。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红二、六军团仅用4天，18万人便平安渡江。
大渡河、嘉陵江：神奇以少击多，渡江堪称经典
中央红军长征时，先后经过了于都河、湘江、乌江、赤水、金沙江、大渡河等22条江河，按军史和战史专家的观点，其中以强渡大渡河最艰险。
红军进至大渡河边时，正值5月下旬，天气转暖，上游雪山融化，水流不仅湍急，而且冰冷刺骨。大渡河大渡河的河面及水流较金沙江更宽更急，水浪更高。渡船每一往返，历时至少50分钟。每只船至少须有8名船夫才能操作，稍有不慎，即会触礁，船毁人亡。
红军在安顺场不仅强渡成功，且未亡一人，以18勇士驱逐对岸敌军一营，确实前所未有。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索尔兹伯里为泸定纪念馆题词，评价夺取大渡河上铁索桥一役说：“在长征中，没有一次战斗的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拟。”
相对于红一、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可称得上是红军长征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强渡江河的行动。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为迎接中央红军，以主力西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嘉陵江是著名的天堑，山高水急，四川军阀在对岸修筑了许多碉堡。四方面军组织了很大的船工会，短时间内造了上百只船，要求在短时间里至少能够同时遣送三个团兵力到对岸，以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发起战役当夜，红军突破川军嘉陵江防线，8万大军陆续过江，对岸敌人旅长连裤子都没穿上就被红军活捉。
【点评】善用兵者化害为利
“半渡而击”和“背水一战”，是与渡河有关的最常用的两条军事成语。自古江河于民虽然有舟楫、灌溉之利，也有泛滥暴虐之害，更为兵家行军之大碍。原因很简单，肆虐的江河是兵力机动的大敌。然而善用兵者，又能化害为利，
在长征中，仅中央红军就渡过了22条河流，时常面临被敌人半渡而击和背水一战的危险，然而这些凶险都被英勇的红军避过。红军强渡这些江河后，恰好能利用难阻迟滞大批追兵。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利用这条天险在遵义换取了半个月的休整；四渡赤水后，又把几十万被拖得疲惫不堪的敌军甩在后面，就是巧妙利用江河的典型例子。 火星文，写的有点天马行空，纵横古今 =g\14;l' =g\1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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