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颗红心向祖国——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九颗红心向祖国——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一、祖国万岁
太阳落山了。深沉的夜幕，渐渐地笼罩了西半球。
在大西洋岸边的里约热内卢，巴西陆军第一警卫营的监狱里，一片阴森。那一间间牢房，双层铁门紧锁，不大的窗户上，透着昏暗的灯光。荷枪的巡逻兵，在牢房外面的阴影下，不停地来回晃动。
突然，在这座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九个囚徒同时站起来，向着东方，庄严地面对着一幅画像和画像下的两面红旗，压低嗓音，深沉而有力地唱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时，在里约热内卢正是一九六四年九月三十日夜间十一时。这时，也正是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囚徒”们怀着无限的革命激情唱着歌，心里闪现着另外一幅景象：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轮红日早已从东方升起。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呼。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东方红》的乐曲声响起来了，隆隆的礼炮声响起来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开始了......
远隔重洋，在西半球的监狱里思念着这种情景的九个“囚徒”，就是那骇人听闻的国际政治迫害案件中的受害者——中国贸易、新闻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他们自从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巴西被非法逮捕之后，受尽了种种折磨。但是，敌人的严刑拷打也好，威逼利诱也好，都丝毫不能动摇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不能动摇他们维护祖国尊严和荣誉的决心。
祖国全民喜庆的日子来到了，九位身陷异国囹圄的中国公民，怀着日夜思念伟大祖国的九颗赤心，也用他们在敌人的监狱中可能做到的方式，同祖国六亿五千万亲人一起，共庆节日。
这天，他们每个人都剃了胡须，刮了脸，穿上了仅有的一套干净衣服，一早便为筹备国庆“盛典”而忙碌起来。
他们当中一位会画画的同志，小心地揭下一搭信纸上的白色硬皮封面，握起铅笔，凭着自己对领袖神采的记忆，蹲在牢房的一角画起了毛主席象。他把自己和其他八位同志时刻想念伟大领袖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笔尖上，画一笔想一笔；一幅神采奕奕的领袖画像，终于在他的笔下出现了。
前一个多月的八月中旬，第一批家属代表冲破重重困难，从祖国前来探望他们的时候，给他们送来了一些饼干和糖果。其中，有一个装饼干的铁盒，盒盖一尺见方，漆着红色，他们把它分成两半，正好
作为两面红旗。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每当同志们吃了第一批家属代表从祖国带来的糖果，都把包糖纸当作宝贝似的藏起来。现在，他们找来了平时积下的一些包糖果的金纸，用刮脸刀刻成金光闪闪的镰刀锤子和五颗五角星，把它们分别贴在两面红旗上，制成了一面党旗和一面国旗……
九位同志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随时都警惕着敌人的突击抽查；当监狱军官们照例到牢房里来检查时，他们就把画好的毛主席像和做好的党旗、国旗，藏在军官们检查不到的地方。
巴西的黑夜降临了，这正是北京的黎明时刻。在牢房微弱的灯光下，九位同志肩挨肩地坐下来，满怀激情，轻声讲述着各自的经历，追忆着祖国的光辉历程，等待着北京国庆大典的礼炮声响。
我们的九个同志，有着不同的经历。王耀庭同志和侯法曾同志，是他们当中的长者。四十九岁的王耀庭同志，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活的考验，是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五十岁的共产党员侯法曾
在革命老根据地当过县长，当年曾率领山东民工，同人民解放军一道打过了长江。二十七年前由海外回到祖国的王唯真，在革命圣地延安被哺育成长，参加了党，他担任记者工作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王治、马耀增、苏子平、宋贵宝和鞠庆东，也都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二十五岁的共青团员张宝生同志，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他七岁上死了爹，解放前不久还是福建农村里一个贫苦的放牛娃。解放后他第一次进学校，当老师问到他的生日时，他流着热泪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啊！你就写十月二日吧，没有新中国,哪有我呀！”
此刻，老同志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了最使他们难忘的一些革命斗争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一个战友不幸被曰本侵略者抓住了。敌人用刺刀顶着他的脊背，逼他在前面带路。我的战友走到悬岩边，猛转身，抱住敌人，滚下悬岩......”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部队的一批女同志，一天正向山上转移，路上碰到蒋匪军，她们躲进了路边的树林。这时，一个女同志怀内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情况紧急，那个女同志为了保全集体，忍
着泪，咬着牙，一把卡住了孩子的脖子......”
“......”
身处异国囚牢的九同志，用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斗争故事，互相激励，鼓舞斗志。年轻的张宝生同志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在党的哺育下成长。革命先烈用鲜血为我们创造了如花似锦的祖国，我们任何时候也要维护她的荣誉，决不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贪生怕死。”
监狱规定的睡觉时间早过了，同志们仍然在交谈着，等待着……
庄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们在牢房的墙壁上挂起一床毯子，把毛主席画像别在毯子上。他们又把牢房里仅有的一张小长方桌移在毛主席像前，把党旗和国旗放在桌上。有手表的同志看了一下表，时针正指着当地时间十一点。他用人人会意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九位同志一齐立在毛主席像下，昂首挺胸，唱起了国歌和国际歌。
隆重的庆祝仪式结束以后，他们摆出九个小小的白铁杯子，拿出家属们送来的、当时还剩下的一小包茶叶，用狱中只能得到的一壶温水，泡了九杯清茶。他们举起杯来，遥祝“祖国万岁！”
这天夜里，九位同志激动得彻夜未眠，有的同志还拟好了致亲人的信稿：“九杯清茶庆国庆，九颗赤心念亲人；遇难者遥祝：祖国昌盛，领袖健康！”
伟大的祖国啊！你是我们九位同志坚持斗争的力量源泉。正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时刻铭记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在西半球的异国牢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一年多的顽强斗争，终于取得了振奋人
心的重大胜利！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比起那些跑去外国就向洋鬼子摇尾乞怜的汉奸来，他们简直是神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二、头可断志不可夺
从北美大陆吹来的乌云，一时密布天空。美帝国主义策动的颠覆巴西古拉特合法政府的黑雾，笼罩了里约热内卢。
在这乌烟瘴气的时刻，里约市街头军警横行，到处是一片恐怖和混乱一辆又一辆抓人的警车发出刺耳的怪叫声，不断从马路上闯过。一批又一批军警和便衣特务，带着手铐，牵着警犬，穿门入户，开始了疯狂的大搜查大逮捕。
苦难的巴西大地呵！你无端的遭到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法西斯铁蹄的践踏。
由于古拉特政府对内采取了维护民族权益、限制外国资本的措施，对外奉行了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这就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嫉恨，长期阴谋推翻古拉特政府。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巴西亲美的“猩猩派”军人和反动政客，奉行美国白宫的旨意，终于发动了又一次反动的军事政变。
就在巴西政变发生以后的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了掀起一个恶毒的反华浪潮，妄图切断中国人民同巴西和拉丁美洲人民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按照蓄谋已久的预定计划，把他们的黑手伸向了合法进入巴西的九个中国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
夜间十一时半，里约市东部参议员维尔盖鲁大街一座二十一层大楼的第十七层公寓——新华社巴西分社，被美国最忠实的走狗巴西瓜纳巴拉州州长拉瑟达手下的武装军警包围了。
我们的同志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就在他们被包围的前一个多小时，象往常一样，新华社记者王唯真和工作人员鞠庆东，用打字机打下了他们发往北京的最后一条新闻：
“二日下午，巴西亲美反动军事政变继续进行。…….政变分子在‘庆祝他们的胜利’……据此间电台广播，古拉特总统正在去乌拉圭要求政治避难。”
接着，鞠庆东又打出了另几行发给北京新华社总社的电文：
“我们一切都好。感谢总社的关怀。如果我们发生不幸，请转告家属不要悲伤。”
王唯真和鞠庆东沉思片刻，他们毅然删掉了最后一句。
王唯真、鞠庆东以及临时住在新华社巴西分社的我贸易工作人员马耀增和苏子平，在发现他们被包围以后，一直留在公寓中，静观事态发展，镇定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
“叮铃……叮铃……”深夜两点多钟，一阵叫门的紧促电铃声响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巴西警察从外面向公寓里打来电话，威逼我们的同志立即开门。我们的同志接过电话，理直气壮地回答对方：“现在是深夜，我们不开门。”
“限你们十分钟，开门不开门，我们都要进来！”对方威胁说。
“天亮再说！”
“不开我们就砸！”
“那就请便吧！”我们的同志放下电话，再也不去理睬敌人。同志们想：你们砸吧！只要你们砸，就会惊动左邻右舍。你们企图秘密绑架我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
黎明即将来临。敌人迫不及待。他们终于用枪托，用铁棍，砰砰硼硼一阵乱砸，把公寓的前后门全部砸烂，破门而入。这时是四月三日凌晨。
当警察和特务们端着冲锋枪，杀气腾腾地冲进公寓时，我们的同志刚刚刮了胡子，洗了澡，换上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衣服，每个人都非常镇静。
全副武装的警察和特务闯进公寓之后，不出示任何证件，不出示逮捕证，立即用冲锋枪托，用裹着橡皮的钢筋警棍，疯狂拷打王唯真、鞠庆东、马耀增和苏子平四位同志。当场，有的同志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满身伤痕。警察和特务们一面极其凶残地殴打我们的同志，一面翻箱倒柜，进行非法搜查，并且争先恐后地抢劫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衬衣和领带等物品。巴西当局事后也公开承认，他们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的“罪证”。
对于敌人这种法西斯暴行，我们的同志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于是，敌人把子弹顶上枪膛，强迫同志们脸朝墙壁，歇斯底里地吼叫：“举起手来，我们奉命立刻就地全部枪毙你们！”
敌人真敢下毒手吗？我们的同志仍然神情自若，面无惧色。他们想：如果敌人真下毒手，最多不过一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死，也决不背对敌人的枪口，决不低头。他们猛地车转身来，扒开上衣，露出胸膛，横眉怒目，面对敌人的枪口。王唯真同志压住满腔怒火，无所畏惧地对敌人说：“有胆量，你们就开枪吧！”
凶恶的警察，一枪托把王唯真打倒在地上。皮棍、枪托、拳头，接连落在他身上，当场打得他几乎昏了过去。
就在王唯真、马耀增、苏子平和鞠庆东四位同志被抓到当地警察局的时候，北京收到了一封从巴西发来的电报：
“新华社记者公寓被搜。直到三日九时止，仍在进行。”
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事件一开始便得悉我们的同志遭到了敌人的毒手，立即掀起了一个强大的声援浪潮。
这封电报是谁发来的呢？
原来，我国的另外五位贸易工作人员王耀庭、侯法曾、王治、宋贵宝和张宝生，住在距离新华分社公寓不远的达曼达莱海军上将街一座大厦的四楼公寓里。四月二日午夜，他们就先后接到从新华分社打来的两次电话：“我们已经被围！”“敌人正在砸门！”
五位同志非常焦急。他们决定派王治和宋贵宝去新华分社探视。但是，天刚亮，同志们便从窗口看到，公寓的门口也已经停着几辆警车了。
王耀庭同志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口述电稿，由宋贵宝同志译成英文，向祖国作了报告。
电报局工人取走电报以后不久，王耀庭等五同志也被非法逮捕了。
在警察局里，王耀庭等五位同志，看到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打得伤痕斑斑，心里难过极了。他们当场愤怒的质问敌人：
“你们为什么非法逮捕我们？”
“我们合法地来到巴西买棉花、搞展览、发新闻，究竟犯了什么罪！”
“你们为什么残暴的拷打我们的同志？”
“你们还讲不讲国际法？”
这时候，王耀庭等五同志的处境虽然也很险恶，但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王唯真等四位同志的安危：“敌人究竟对他们还会下怎样的毒手呢？”他们短促地商量了一下，决定轮流注意敌人的行动；如果敌人把王唯真等四位同志强行带走，就要冲上去同他们抱成一团，臂挽臂地冲出警察局，到大街上去向巴西人民揭露反动当局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想：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九个中国人就是一个人。就是死，九个人也要死在一起。
从被捕的头一天开始，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战士的阶级感情，就把我九位同志团结得象一个钢铁般的战斗集体。
在警察局阴森恐怖的刑讯室里，敌人又对我九位同志施加更残暴的毒刑，妄想从他们身上逼出“口供”，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阴谋效劳。警察和特务们，当着信奉天主教的巴西女工的面，硬把同志们的衣服全部剥光，让他们一丝不挂地站着。有些同志被罚站达十三个小时之久。敌人还强迫我们的同志右臂平举，手托重物，谁要是有点支持不住，特务们便拳打脚踢，甚至用通红的香烟头烧他，用皮鞋踩他的脚趾。有的同志脚趾被踩出血来，有的脚指甲都被踩掉了。
随后，敌人把鞠庆东同志拖进了一间又小又黑的屋子。刚开门，一股霉腐味和血腥气迎面扑来。四个便衣特务，端着冲锋枪，对准鞠庆东同志的头。另一个特务，拿着一把尖刀在他的肚子上来回比划。敌人的威吓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特务们越发地恼火了。他们用铁棍、枪托和警棒打他，用脚踢他，用双手掐他的喉咙。几个特务轮番踩他的腹部，把他的粪便都给踩出来了。鞠庆东同志始终坚强如钢，不断高声抗议敌人的暴行。
接着，敌人又把王唯真同志、马耀增和苏子平三位同志拉进这间黑屋子，残酷的拷打他们，还威胁说要枪毙他们。
我们的同志早已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唯一的念头是誓死保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他们想：“你们这些法西斯强盗，打吧！你们顶多把我们打死，死也不低头！”
“头可断，志不可夺！”我们的同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严刑拷打吗？！敌人的法西斯暴行就这样被我们的同志顶住了。
但是，这只是一场激烈的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开始，更加严重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的同志。 纪实小说？后文呢？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三、第一次绝食斗争
美帝国主义一手导演的迫害我九同志的政治丑剧一开场，蒋介石匪帮就在这出丑剧中充当了恶毒的帮凶角色。
同志们被捕的当天深夜，当他们被武装警察一个个地轮番押进审讯室时，一眼便看到有两个国民党特务，鬼头鬼脑地闪在巴西警察头子的身后。我们的同志当场要他们说出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但他们总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敢正面回答。
“这些美蒋特务同巴西‘猩猩’们勾结在一起，将要搞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来呢？”
同志们警觉地估计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且互相鼓励着：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
果然，就在我九位同志被非法逮捕以后的第二天——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一个周末的晚上，一场严重的斗争开始了。
同志们被捕后，遭受了毒打，一天多没有吃饭，又被关在地板上连一根稻草都没有的牢房里。他们腹中饥饿，遍身疼痛，胸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心里思念着亲爱的祖国。这时候，牢房的铁锁突然响了。狱中警察把他们带出牢门，领进了一间办公室。
一个身穿便衣被人们称作“将军”的人，秃顶，五十多岁，满脸横肉，带着两名翻译和一批打手，闯进房间。他带着满脸奸诈，皮笑肉不笑的说：“先生们，台湾很器重各位。我们已做出决定，准备好了飞机，后天早晨送诸位到台湾。到那里，你们就‘自由’了。”
“这是绑架！”
“这是要我们背叛！”
面对着这个严重的阴谋，九位同志毅然决然，一齐涌到“将军”的面前，异口同声地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九位同志坚定的表示：“台湾是我们祖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去台湾，那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现在，我们宁可死在巴西，决不去台湾。我们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如果你们定要硬干，就只能把我们的尸体送去台湾，而送不去一个活人！”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光辉形像，霎时间闪现在我九位同志的眼前。同志们决定用生命来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当场一致宣布：立即集体绝食，不获胜利决不罢休！
九位同志举起九个拳头，义愤填膺地高呼：
“坚决反对政治迫害”
“坚决抗议绑架阴谋！”
“头可断，志不可夺！”
正义的声音震撼了敌人的监狱。
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九个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竟然给予他们如此坚决有力的回击。这时，那位“将军”被吓呆了，连连摆手，命令他的下属说：“赶快把他们带回牢房去，带回牢房去！”
一道微弱的光线，从狭小的铁窗投了进来。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两天，敌人到开饭的时候，照例从门缝下面，把那盛着烂土豆、木薯粉、黑豆和牛骨头的铝制盘子，塞了进来。我们的同志依偎在一起，互相勉励着，死也要同敌人斗争到底，一次又一次地把那个饭盘子，照它进来的地方推了出去。
在严重的绝食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阶级感情，把我们的同志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年轻的宋贵宝和张宝生同志，把他们得到的毯子和床单，送给年龄最大的侯法曾同志，送给被敌人拷打得最重的王唯真和鞠庆东同志，还用一个铁皮杯子给他们送去了几杯清水。被捕前就患胃病的王唯真同志，经过几天的非人折磨，现在身体已经十分衰弱。但是，他还一再地对同志们说：“不要管我，坚决斗下去！”
这时候，同志们虽然身上的创伤正在刺心的疼痛，体力又受到极大的损耗，可是他们仍然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有时候，同志们还向同牢的巴西和外国难友，讲述中国人民过去遭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残酷压迫的苦难，讲述新中国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同志们向他们表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决不屈服！”
我们九位同志大义凛然的行为，深深感动了狱中巴西和其他国家的难友。他们有的同我九位同志拥抱、握手，有的用各种手势对九同志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表示钦佩。有些巴西难友，把他们的家属送来的饭菜、面包或饼干送给我们的同志，一再劝他们吃，同志们都婉言谢绝了。
同牢的一些巴西石油工人、海员、政府职员和司机，看着九位不屈的中国人，禁不住流出热泪，一面向我们的同志表示：仇恨中国人的绝不是普通的巴西人，而是美国的走狗巴西“猩猩”们；一面满怀同情和惋惜的心情对我们的同志说：“中国朋友们，政变发生以后，你们为什么不躲一躲呢？”
我们的同志，通过会说葡萄牙语的鞠庆东和张宝生同志，向他们解释说：“朋友们，我们合法地来到巴西，开展贸易，进行新闻报道，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中巴人民友好。我们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用不着躲起来。”我们的同志还对巴西和其他国家的难友们说：“你们一旦出狱，希望你们设法告诉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同敌人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同时，也请你们向整个巴西和全世界，揭露巴西反动当局野蛮迫害我们的真相。”
敌人是残暴的，但也是虚弱的。四月六日下午，在我们九位同志坚持绝食两天以后，巴西当局终于被迫接受我们的同志提出的条件，当众宣布取消绑架他们去台湾的阴谋。
九位同志在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胜利了。他们经受住了考验，锤炼了斗争意志。他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准备着迎接更加严重的斗争。 的确好贴j6ghf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四、斩断黑手
里约热内卢的季节同我们中国正好相反。四月中旬，这里正是春暖花开，那里已是深秋。阵阵秋风吹进铁窗，暗无天日的巴西陆军监狱，显得分外阴森了。
在秋风侵袭的敌人监狱里，我们九位同志有如九棵青松，昂然挺立。他们虽然肉体上的创伤正在刺心的疼痛，但精神上却时刻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比光荣。
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敌人企图绑架我九位同志的阴谋终于破产。
敌人下一步又会施展出什么伎俩呢？难道他们会就此罢手吗？果然不出所料，一开始便插手这个国际政治迫害案件的美蒋特务，现在肆无忌惮地公开出场，活动得更嚣张了。
这一回，巴西当局同美蒋特务勾结在一起，没有挥舞尖刀，也没有动用警棍，而是搬出一整套“攻心”战术，企图在精神上绑架我九位同志，要他们出卖灵魂，背叛祖国。
面对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九位同志始终牢记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决心维护祖国荣誉，保持革命战士的崇高气节。要使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红旗，不受丝毫污损，永远放射鲜艳夺目的光彩。
于是，一场面对面的策反和反策反的斗争开始了。
“当啷”一声，牢门打开。王耀庭同志毫不理会狂喊乱叫的巴西军警，镇定地走出来，阔步迈进“审讯”室。
“啊，王大哥！”一个嬉皮笑脸的家伙，远远伸出一只手，从“审讯”室的一角摇晃过来，想要拍拍王耀庭的肩膀。
王耀庭同志手臂一挥，以审问者的姿态，责问道：“你是谁？来这干什么？！”那家伙向后一闪，满脸堆笑，点头哈腰，连声说：“我，姓张，弓长张，草字行知。是来当翻译的，当翻译的。听说你不懂外文……”
“我是中国人，懂得中国文！”王耀庭同志狠狠地把他顶了回去。
张行知一再表示“亲热”，说什么王耀庭不懂巴西法律，他情愿帮着找律师。王耀庭鄙视地扫他一眼，说道：“我懂得真理，用不着你操心。你说，你究竟来干什么？”
“噢……噢……，我是来帮忙的。你们的案子很严重，我来帮你们摆脱困境。”
王耀庭同志心想，中国人民同你们打交道不是三年五载了，谁还不知道你们的底！他气冲牛斗，严词斥责道：“你是国民党特务，我们的敌人！告诉你，想在这里捞点什么，是白日做梦！”
无耻的美蒋特务还不死心，他又强迫王耀庭填一张用中文印的表，叫什么“意见征询录”。这个表上有三十九个诽谤和诬蔑性的问题，开头几行就写着，如果填表人不好好填，就把他送到台湾。王耀庭同志一看，把它甩在一边，斥骂特务卑鄙无耻，要他滚出去。张行知又碰了一鼻子灰。他还想要说什么，但只牵动了一下嘴唇，啥也没说出来，象一条丧家犬似地溜走了。
美蒋特务借助于巴西当局的武装威逼，还强制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同他们“个别谈话”，使出了威逼利诱、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法。张行知总是无耻地说：“不要回大陆吧！”“台湾非常欢迎你们！”“美国朋友说，你们到美国避难，不胜荣幸！”他在和我们的同志“个别谈话”时，总是在这个人
面前说那个人已经“坦白”了，在那个人面前说这个人已经“坦白”了，还说什么“你的问题不大，其他人问题很严重，你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别受牵连”。美蒋特务满以为这一套可以分化我九位同志，引诱他们背叛祖国，可是，他们得到的只是毫不留情的斥责和唾骂。
在和王唯真同志“谈话”的时候，张行知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你写的新闻都拜读过了，好极了，有才学。你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你应该写自传，我给你出版。你要是去台湾，前途无量。”王唯真蔑视敌人一眼，说：“蒋介石匪帮是我们手下的败将，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了！我们头可断，志不可夺。我们的人生哲学和你
们是格格不入的。”张行知威胁说：“可惜，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幸要落在你头上！”王唯真同志正气凛然，说：“没什么了不起，顶多杀头！”
美蒋特务又死皮赖脸地找上了鞠庆东同志。
“鞠先生，听说您胃不好，要不要请医生看看？想吃什么吗？给你送点儿来，啊！？”
张行知又受审了。鞠庆东同志问他是干什么的，张行知说是“翻译”。懂葡萄牙语的鞠庆东逼他讲葡萄牙语，张行知吐不出半句，又支支吾吾地说他只能讲英语。我们的同志问他是那国人，他一会儿说是“从马来亚来的”，一会儿说他是“巴西人”。张行知说的是中国话，却不敢承认是中国人。
鞠庆东同志放声大骂国民党特务：“民族的败类，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着人民将来审判你们这些东西吧！”鞠庆东说。张行知一脸下贱相，连声说：“骂吧，骂吧！怎么骂都可以。我不生气，不生气。”
张行知借巴西军官的手，塞给鞠庆东一张“意见征询录”，要他填写。张行知缠上来说：“这是巴西政府要你们填的，我可以对表上的问题做些解释。”鞠庆东同志指着张行知，质问巴西军官：“他是否可以代表巴西政府？”巴西军官一口说：“他不能”。鞠庆东同志乘胜追击，问道：“他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资格代表巴西政府说话，要我们填表？”巴西军官不敢说出他是什么人，只得无可奈何地说：“鞠先生，他们这个表嘛，你可以填，也可以不填。”张行知的诡计又一次被戳穿了。
另一个回合是宋贵宝同志和张行知交手的。谈话一开始，宋贵宝同志就手指美蒋特务，骂道：“你是卖国贼！”张行知恬不知耻地说：“卖国贼？不，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哩！地下党员可以用多种方式帮助组织呀！”宋贵宝同志痛斥美蒋特务死不要脸，并且对他说：“和你谈话，不如对牛弹琴！”张行知接上说：“牛也知音，请
谈吧！”
张行知对宋贵宝进行种种威逼利诱。宋贵宝同志横眉怒目，义正词严地说：“你妄想叫我出卖同志，背叛祖国，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又一个回合。张行知瞅见张宝生同志是最年轻的一个，一见便捧他说：“你这样年轻就能讲几国话，真了不起，了不起。这里的姑娘非常非常喜欢你，她们希望你留在巴西‘避难’！”
张宝生气极了，放声骂道：“你们是祖国的叛徒！有金钱，有美女，你们就可以认帝国主义做干爸爸。狗眼看人低，你认错人了！”
张行知把桌子一拍，威吓说：“不留在巴西，就给你判刑，关你三十五年！”随后又诱惑说：“到那时，你已五六十岁，就算有了自由吧，可是青春年华没有了，是不是？！”张宝生同志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地说：“巴西当局没有理由判我们的刑，它胆敢判决，必遭全世界人民反对。对我们说来，不要说是关三十五年，就是关五十年也不怕！”张行知又恶言诬蔑共产主义，说什么象张宝生这样的“年轻一代”，要学会“独立思考”。张宝生同志打断他的话说：“你睁开眼睛看看吧！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人心所向。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胜利。我们信仰共产主义，要我们改变信仰，是梦想！”
在巴西当局和美蒋特务对我九位同志多次进行秘密“审讯”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同志一再提出强硬抗议，质问巴西当局为什么非法逮捕他们，为什么勾结美蒋匪帮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巴西当局始终不敢正面回答这些责问，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伙人个个理屈词穷，始终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
九位同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使敌人的“策反”活动遭到了彻底失败。
九位同志打不垮，也腐蚀不了。这正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五、照妖记
到了这个时候，敌人眼睁睁地看着：严刑拷打，无效！绑架“策反”，不灵！九个中国人依然挺立不动，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的走狗巴西“猩猩”们，美制蒋记公司的特务分子们，一群妖魔鬼怪，终于祭起了诬陷和栽赃的法宝，把预定的“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的罪名，强加在我们九同志的头上，重演了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丑剧。
演出的幕布拉开了。舞台就是里约热内卢阴森森的巴西监狱。
这天晚上，监狱办公室被强光灯照得一片惨白。与往常不同的是，办公室里安上了一部电视摄像机，电视摄像机前的桌子上，放着从我九同志那里抢来的“羚翘解毒丸”、“仁丹”、“一片丹”和针灸用针，以及中国人员为开展贸易和新闻报道业务用的钱。
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瓜纳巴拉州州长拉瑟达手下的特务头子博希斯，今晚亲自出场当导演。这时，他带着喽啰们，站到电视摄像机前,狂喊乱叫：“把中国人带上来！”
一群端着枪的警察，押着我九位同志进了“电视室”。一个特务神气活现地走到镜头前面，张牙舞爪，公然扯谎，欺骗巴西人民：“诸位观众注意，这就是九个中国间谍！”
这个特务从桌上一会儿抓起“仁丹”，一会儿捡起针灸用针，一会儿抖动一叠外币，煞有其事的说：
“这些就是中国间谍的毒药、毒针，是用来谋杀巴西军政要人的。这些外币嘛！对啦，就是他们进行间谍活动的经费！”
“……”
我们九位同志看着敌人在做戏，觉得又好笑，又气愤。王耀庭等同志机警的商量了一下，决心要在电视观众面前，同敌人展开面对面地诬陷和反诬陷的斗争。
“同志们！敌人在哪里挑衅，我们就在哪里反击！”
“敌人在哪里造谣，我们就在哪里辟谣！”
“抓住机会揭露敌人！”
九位同志当时决定，让会讲葡萄牙语的张宝生同志，当场戳穿敌人的无耻诬蔑。
只见张宝生同志一个箭步，冲到电视摄像机前。他操着流利的葡萄牙语，义正词严，大声揭露“猩猩”们勾结美蒋特务迫害我们同志的罪行。
这突然出现的场面，吓得特务、打手们一时不知所措。当张宝生同志讲到敌人企图把他们绑架到台湾去的时候，站在他背后的特务头子才探出脑袋，哭丧着脸说：
“谁要绑架你们去台湾？”
张宝生同猛转身，指着那特务头子的鼻尖，厉声喝道：
“就是你们!”
这突然的惩罚，象声炸雷，震得特务们目瞪口呆。那个特务头子，过了好一会，才连连发出狂叫，命令他的喽罗们赶快收场。
可是，刚才那场绝妙好戏，已经和广大的观众见了面。
同敌人的愿望相反，他们玩弄的电视宣传，不仅没有欺骗了巴西人民，反而自己出了洋相。以后被捕入狱的巴西难友告诉我们的同志：“那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你们怒斥‘猩猩’，揭露他们的罪行，真是好得很，好得很！”
这是我九同志同敌人进行反诬陷斗争的一个序幕。
一九六四年五月上旬，我九位同志被捕入狱已有三十多天，巴西当局还是拿不出任何一件证据，无法说明我九位同志进行了“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没有证据，怎么能逮捕人，又怎么能加罪于人呢？“猩猩”们发了慌，美蒋特务急得团团转，最后决定使出他们拿手的一招：伪造证据。
果然，在五月八日，巴西当局打出了两张“王牌”——一只美制无声手枪和一封所谓从瑞士寄来的“密信”。
当天下午，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上校弗朗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大叫大嚷，说什么“从中国人的汽车里搜出了无声手枪”，说什么“从中国人的手电筒里搜出的信，是搞‘间谍活动’的密令，信是从伯尔尼寄给在巴西的王同志的”。
五月九日，谎言在里约热内卢满城飞。许多巴西报纸登出了美制无声手枪和假信的照片。当天晚上，瓜纳巴拉州的特务头子博希斯，拿着无声手枪在电视节目里又作了一次“精彩表演”。
好一个奇闻！我九同志被捕的当天，他们的公寓经过整天的搜查，我们同志的衣服、鞋袜，甚至头发和牙齿，也都被检查遍了。就是那个博希斯，曾在当天公开承认，在中国人的住所“没有发现任何涉嫌的物证”。而现在，我们同志被捕三十五天之后，巴西当局顾不得栽赃手法的拙劣，突然宣布搜出了无声手枪和“密信”，并且凭着这两件假证据，在五月十八日，卑鄙地宣布对我九同志实行所谓“预防性逮捕”。
为了欺骗巴西人民和世界舆论，巴西当局又勾结美蒋特务，对我九同志开始了漫长的秘密审讯，妄图用所谓“神经战术”，逼我们的同志认脏。
一天下午，几条大汉把王耀庭押进了审讯室。他刚进门，只见好久没有露面的美蒋特务张行知，皮笑肉不笑，又摇晃过来了。
“哈哈哈，王大哥!……”
“狗特务又来做什么，快给我滚开！”
张行知眯着眼，缠上来说：“我这里有封信，上面写着姓王的，也许是你的吧！”
王耀庭同志看透敌人又在玩弄新把戏，厉声回击道：“信，谁的也不是，是你们伪造的！告诉你们，想拿这样的东西来陷害人，办不到！”王耀庭说完，转身就往门外走。
张行知讨了个没趣，自我解嘲地说：“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既然不是你的信，就算啦！”狗特务就这样赶快给自己收了场。
又一天，“猩猩”们再一次把王耀庭带进审讯室。敌人一开始就拿出假信诬赖说：“这是你的信！是从你们汽车里翻出来的！”
王耀庭理直气壮的斥责道：“我们的汽车在四月三日就被你们非法没收了，至今已经几十天。你们这样伪造假证栽赃，可耻！可悲！”
敌人又把王唯真押到审讯室纠缠。这一回，敌人的“神经战术”换了新花招。他们拿出假信来，把信的中间部分盖住，只露出了信头和信尾。信头写着“王同志”三个字，信尾是“陈同志”三个字。敌人狡猾地说：“你来看，这信是给你的，还是给谁的？”
王唯真看到信尾上写着“陈同志”三个字，便抓住了敌人的尾巴，随即给了一个迎头痛击。他说：“你们伪造得太不高明了！中国人写信署名，哪有自己称呼自己是同志的？你们问信是谁的，告诉你，是你们的，是美蒋特务帮你们伪造的！”
“猩猩”们象挨了排炮弹，一时茫然对顾，哑口无言。
敌人仍不死心，在另一次审讯中，他们咬定说，那封信是王唯真化名写的，还要王唯真在信上写下他的名字，妄图迫使他认下这桩脏。王唯真怒气直冲，高声斥责道：“岂有此理！你们睁开眼睛看看，这封信的发信日期是三月份，当时我在里约热内卢，我怎么会跑到瑞士去发信？”王唯真同志还指着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名军官，严词责问道：“你们为什么干出这种可耻勾当？你们一再栽赃害人，这难道就是你们巴西的民主吗？”
那名军官做贼心虚，怕他们的马脚越露越明显，连忙打起退堂鼓，说：“你不愿写名字，就不写吧！反正我们会找别的人去写。”
这一回，敌人又找上了王治同志。敌人拿出一封信，上面写有“留交王治同志收”的字样。
“这个王治不就是王先生吗？”敌人神气活现，满以为这一下可以使得我们的同志奇冤难雪，有口难辩。
王治同志冷笑一声，放声喝道：“王治这两个字，美蒋特务也会写。不用多讲，这分明是栽赃害人！”敌人看见啃不动他，便狼狈败逃了。
后来，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军官，又拿出那支美制无声手枪，轮番地吓唬王唯真、王治和鞠庆东，要他们说出手枪是谁的。王唯真、王治和鞠庆东同志又狠狠地揭露了敌人卑鄙的栽赃手法，对敌人提出的污蔑性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给顶了回去。他们向敌人说：“要问手枪是谁的，你们比我们更清楚，那就是你们的，我们根本没有这东西！”
敌人眼看着再缠下去什么也捞不到，不得不拿起手枪，往自己的皮包里一塞，拔脚就走，并且自我招认说：“不是你们的，是我的。”
巴西当局和美蒋特务，挖空心思给九个清白的中国人栽赃抹黑，不仅丝毫无损我九位同志，反而在巴西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留下了一个大笑柄。人们讽刺说，把中国人抓进监狱三十五天，才从汽车里搜出一支手枪和一封信，再过三十五天，他们岂不是还可以从汽车里搜出机关枪、大炮、坦克和原子弹吗？
巴西当局的栽赃阴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终于破产了。但是，他们以后又扬言：“在法庭审判的时候，将宣布惊人的罪证。”我们的同志笑笑说：“那就等着瞧吧！”
我们九位同志在狱中取得反诬陷斗争的初步胜利后，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黑牢里向平托律师提供了十余万字的材料，准备走上法庭，给美帝国主义和巴西“猩猩”们以更有力的打击。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六、第二次绝食斗争
亲爱的读者，在我们向你诉说王耀庭等九位同志另一段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之前，请先读一读他们写给祖国人民的一封诀别信，以及他们当中两位同志写给自己亲属的两封遗书。
亲爱的祖国人民、亲爱的党和毛主席：
远在他乡异国监狱里的你的儿子们，给你写下最后的几个字，向你告别。在黑暗阴森的牢狱里，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在敌人严刑拷打时，你给我们无穷的力量，使我们没有在暴力面前后退一步。在秘密“审讯”室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挑拨离间，没有玷辱祖国的荣誉。现在，为了维护亲爱的祖国的尊严，我们准备牺
牲生命，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
“亲爱的xx：
在当前最重要的时刻，我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如果我一旦牺牲了，希望你好好教养三个孩子，让他们长大成人后，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做一个优秀的革命**。”
“亲爱的xx：
敌人迫使我们分手，如果我为国牺牲了，希望你更勇敢些，继续前进，重新安排生活。并且请你告诉年老的妈妈和小弟弟，我是为了维护祖国的荣誉而牺牲的，请他们不要悲伤。我们唯一的女儿小梅长大了，你要告诉她，爸爸是怎样被敌人迫害死的。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没有向暴力低头，没有后退一步。”
我们的九位同志，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他们都热爱生活，热爱祖国，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更充满了无限信心。那末，他们为什么又在敌人的狱中写下这样的绝笔书呢？
当时，我九位同志已经粉碎了敌人的绑架和策反等种种阴谋。敌人对九个中国人宣布实行的所谓“预防性逮捕”已过了两个半月。按照巴西“法律”，实行“预防性逮捕”的两个月之内，必须提出“调查报告”，如果提不出“调查报告”，就应该立即宣布释放，而这时“调查报告”迟迟不见提出，释放的消息更是杳无音信，敌人对我九位同志的造谣污蔑却还在继续进行………。
当时，巴西政局正在更加向右逆转。种种政治迫害正在疯狂地继续。成千上万的普通巴西人继续被逮捕。监狱都被塞满了，一些船只居然被用来当监狱，一些海岛被武装军警围了起来当监狱……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警觉地意识到：敌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迫害阴谋。情况是十分险恶的。
“怎么办？难道听任敌人摆布吗？！”
不！同志们利用一次狱中“囚犯”们到牢房外面晒太阳的机会，严肃地商量了对策。
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巴西士兵在四周巡逻着，我们的同志三三两两，压低嗓音，机警地、简短有力地交换着意见：
“共产党人绝不能停止斗争！”
“堂堂中华儿女决不能任人摆布！”
“我们要主动出击，同敌人斗到底！”
是的，要斗！斗争就是幸福！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没有斗争就不能变被动为主动，没有斗争就不能变劣势为优势，没有斗争就不能化死为生，没有斗争就没有胜利。
于是又一次绝食斗争在秘密酝酿着：
“敌人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严刑拷打，什么绑架、‘策反’，不是都给我们顶回去了吗！”
“这次绝食，可能迫使敌人退却，但我们也必须准备做出最后的牺牲！”
“我们活着是为了斗争，牺牲也是为了争取自由。我们要用绝食来换取祖国的荣誉和胜利！”
就在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同志们再一次向巴西当局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向巴西舆论界发出了呼吁，同时写下了给亲属的遗书和给祖国人民的诀别信。
当同志们一个个在给祖国人民的诀别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人人心里充满了无比的自豪。
反动派到底是经不住斗的！八月十日，巴西当局不得不慌慌张张地抛出一个充满捏造和谎言的所谓“调查报告”，向军事法庭提出“起诉”了。同志们一致决定：暂缓绝食，上法庭去，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斗争！
但是，正因为同志们早就做好了不怕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在法庭审判期间，当着敌人又打算施展出更加毒辣的阴谋时，他们就立刻给予了最坚决的迎头痛击。
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这天，时钟已敲过十下，太阳正移向顶空，巴西陆军监狱里还是静悄悄的，迟迟不见狱中警察前来打开沉重的牢房铁门。九位同志经过多次斗争，争得了每天可以到牢房外面晒一次太阳的权利。今天，规定的时间早已过了，为什么还不见动静？
“难道果然要发生新的变故吗？”九位同志每个人都感到，又一场严重的斗争来临了。
不出所料，不常出现的监狱指挥官，一个秃顶、中等身材、满脸奸诈的家伙，突然来到牢房，隔着铁门向我九位同志吼叫：“立刻准备转移！”敌人当场要把我九位同志分成三个组，每三人一组，除一个组留在原来的监狱，其他两个组立刻押送到另外两座军事监狱。
我九位同志立即断定：巴西反动当局使出的这个新花招，显然是企图割断我们同志之间的联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甚至下最后的毒手。
面对着敌人这个新的毒辣阴谋，我九位同志当场宣布再一次集体绝食，给予敌人最坚决的回击。当他们被迫分开的时候，在敌人的牢房中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的我九位同志，一再互相拥抱、亲吻，互相勉励同敌人斗争到底，宁死不低头。
在敌人的三座军事监狱里，我九位同志同时展开了绝食斗争。
过去七个月的监狱生活，九位同志已经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这次绝食开始以后，他们的身体受到更大的损伤。那时候同志们的绝食每持续一个小时，他们的体力就需要付出多大的消耗啊！
但是，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同志们的意志却无比坚强，充满了无限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胜利的信心：
“我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承受这种考验，是一生中最光荣的事情。”
“敌人表面凶狠，实际虚弱。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胜利。”
也就在这样的时候，一些反动的巴西军官，恶意地拿来鸡、肉、火腿、苹果和巧克力糖，一再引诱我们的同志放弃绝食。有些军官，还故意拿着鸡腿，在我们的同志面前大啃大嚼。他们一边吃，一边无耻地说：
“好香呀！好甜呀！上帝造人就是要吃饭嘛！”
“你们太傻啦！饿坏了身体，还不是自己倒霉！”
这些卑劣的诱惑，丝毫也动摇不了九位同志的赤胆忠心。他们冷眼横扫敌人的种种丑态，心里想到的却是：
“我们几个人牺牲了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致死维护住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敌人从我们身上捞不到任何东西，得到的只是我们的尸体，这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祖国人民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九位同志一遍又一遍重温着毛主席《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的这些话，身上增添了无限的力量，艰难的绝食斗争一天又一天地坚持住了！
我九位同志的坚持绝食，再一次使巴西当局慌了手脚。也就在这个时候，巴西和全世界公正舆论对巴西当局的谴责，一浪高过一浪。
敌人看到我们的同志斗争如此坚决，预定的迫害阴谋始终没有敢于继续施展出来。
这样，我九位同志历时五十多个小时的第二次绝食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又一次迫害阴谋，取得了胜利。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七、我们是审判者
即将开庭的巴西军事法庭，军警密布，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庭警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不时打破那沉闷的气氛。
忽然，一个正义的声音从这里响起，冲出法庭，越过高墙，从里约热内卢飞向整个巴西，飞向全世界。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来受审判的，而是为了向巴西和全世界正直的人们以及公正的舆论界，揭露一个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政治迫害案……
“我们希望巴西和全世界知名人士和舆论界，对我们的正义斗争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洗雪我们正在遭受的冤枉，恢复我们的自由和名誉，以便我们能够早日返回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受难异国半年之久的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在粉碎了敌人的绑架和策反阴谋，对敌人的诬陷和栽赃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地斗争之后，又在敌人的法庭上昂首挺胸，以审判者的姿态，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发表了这份金石般铿锵的声明。
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巴西当局上演“审判”的丑剧，其目的就是要作出罪恶的判决，借此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破坏中国同巴西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华阴谋效劳。面对着这种情况，我九位同志愤慨地责问道：“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要受审？”
“不，我们不是受审者，我们是审判者！”
“敌人一无证据，二无道理，法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我们要昂然登上敌人的法庭，在法庭上揭露敌人，谴责它们的罪行，要把法庭作为继续进行反对政治迫害的斗争场所。”
就这样，我们九位同志好似九只雄鹰，兀立山岗，看狐鼠乱窜，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在军事法庭上给了敌人以强有力的回击。
此刻，在黑暗的牢房里，我九位同志围在一起，正在起草准备在敌人法庭上发表的第一个声明。这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肩负着重担，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刻维护住祖国的荣誉和尊严。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已站起来了。他们任人宰割、任人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祖国的九个受难的儿子，只有维护她的荣誉和尊严的义务，而没有玷辱她的权利。”声明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定稿了。懂得葡萄牙文的张宝生同志和鞠庆东同志，照着它一份一份地用手抄了出来，一共抄了六份。
十月十二日，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开庭之前，九位同志通过自己的辩护律师、七十二岁的苏布拉尔•平托先生，向在场采访的新闻记者散发了四份声明，还将一份递交给军事法官。
第一次开庭那天，九位同志象战士奔赴前线，个个精神抖擞。出庭之前，他们刮净胡须，梳了头，穿起那件虽无条件洗烫、但保存尚好的外衣，沉着地走上押送他们去法庭的囚车。那时，法庭四周站满军警，个个端着枪，如临大敌。九位同志下车后，向他们扫视一眼，若无其事，堂堂正正地迈进法庭。被告席正对法官，九位同志坐在那里，昂首挺胸，表情严肃。法官们心里有鬼，虽然装得神气活现，可是不敢正视他们的“犯人”。
从一开始，法庭就剥夺了九位同志发言的权利，自始至终不准他们进行自我辩护。就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九位同志先后发表集体和个人的书面声明九篇，揭露和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的罪行。
九位同志同自己的辩护律师平托先生密切合作，针对敌人对他们的污蔑，向老律师提供了十多万字的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平托律师根据这些材料写出了长达五十一页的辩护词，提出了一百八十二项无可辩驳的事实和论证，充分说明我九位同志清白无辜，要求法庭立刻宣布他们无罪。平托律师指出，逮捕九个中国人，完全是一个国际政治迫害阴谋，军事法庭审判的，完全是一个“靠谎言产生、靠欺骗维持的案件”。
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到十二月下旬，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敌人一共开庭七次。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审判者”在法庭上的行为，是怎样穷极无聊、百般出丑；他们又是怎样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变成了可怜的被告，受到了我九位同志和辩护律师的严正审判。
在法庭上，巴西当局提出的“起诉书”和他们搬出来的一切“证据”，都是荒谬加愚蠢的混合物，令人捧腹不止。他们在法庭上拿出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古巴民兵照片，说什么中国人企图在巴西搞武装颠覆。他们拿出在巴西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巴西地图，说什么中国人早就在研究巴西地形，要在巴西搞游击战。他们拿出新华社向各国报刊公开介绍的中国古代火箭照片，说什么中国人正在研究一种新式的鸟形火箭，企图毁灭整个巴西……。巴西当局自己打出的“王牌”——美蒋特务制造的所谓从瑞士来的拙劣假信，所谓中国人搞暗杀用的无声手枪，到这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敢再拿出来了。
“证据”不能成立，他们又召来了五名原告“证人”把实现诬控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第一个证人出庭了，他是新华社巴西分社的女工。检察官劈头就问：“中国人回国时是否带着情报回去？” 女工答：“他们回国时和来的时候，只带很少的行李，没有看见过什么情报。”又问：“是否经常有共产党人来找中国人？”答：“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这时，警察带上来一个巴西人，说他是搞地下暴动的领导人。检察官指着这个人向女工问：“他到过中国人住的那里没有？”答：“没有。”又问：“中国人平时办公，房门是不是关着的？”答：“是关着的。”问：“是不是不许你进去，进去前要不要通报？”答：“我可以进去，也不要通报。”检察官半天也没有弄到一句对他有用的话，显得十分狼狈，便说：“不管怎样，他们的门是关着的，对吧！”检察官企图这么含糊地混过去，不料平托律师站了起来。
平托律师问：“你过去给别人当女工时，人家是否也关着门？”女工回答：“是的，都关。再说，我自己也经常把门关着，怕厨房里的烟跑到他们房里去。”平托律师又问：“你看没看到中国人有过什么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答：“我从来没看到过。我对这个也没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早些做完工作，早些回家。”
第一个原告证人就这样证明了“被告”没有任何颠覆和间谍活动。平托律师据理责问法官：“你们想给中国人判刑，我看你们凭什么来判？！”
第二个证人是新华社巴西分社的门房工人。法官问他：“你看见中国人搞间谍活动没有？”他答得很干脆：“没有！”法官不禁一愣，随后又故作镇静地问：“你知道中国人烧过纸没有？”连着问了三遍，这位工人都说没有。法官又问：“你见过中国人的办公室里有过集会没有？”他答：“我从来不进中国人的房间，不知道！”法官听到这里，气急败坏，摆一摆手说：“那你就走吧！”
第三个证人是新华社巴西分社住所大楼的房产管理人。他一来，法官和检察官显得神气了不少，原来他们是把他当作原告证人中的“王牌”的。法官问他：“你知道中国人经常开什么会呀！有什么间谍和颠覆活动吗？”这位房产管理员回答道：“说老实话，中国人刚来不几天，警察局有个叫罗索的密探就找我谈话，让我监视他们。可是，我没有看到过什么，要是有，我不早就报告了吗？”法官和检察官原来得意的不行，这一来，他们象跑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
第四个证人是住在我贸易人员楼下的一个女邻居。出庭之前，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曾把她叫去谈话，她说她看见过在中国人住的大楼的窗子前面，有一个胶卷燃烧过。检察官认为这是中国人进行非法活动的重要证据，因此叫她到庭作证。检察官问她：“是你看到过中国人烧了胶卷吗？”她说：“是的，我看到过一个烧着的胶卷从楼上落下来，是从中国人住的方向落下来的。”平托律师插上去问她是哪一天看到的。她回答说：“四月四日。”我贸易工作人员是四月三日被非法逮捕的，检察官这时着急地说：“不对吧！上次你不是说在中国人被捕当天看到的吗？”女证人反驳说：“那是你们故意写错的，我明明讲的是第二天。”检察官本来做贼心虚，女证人当庭这么一说，弄得他瞠目结舌，一时嘟嘟哝哝，半天不知说什么才好。
下面的一幕奇妙好戏，是第五个原告证人、一个曾来过中国的巴西反动商人表演的。他居然在法庭上说，中国人就是搞颠覆活动的，因为他曾经听说过，中国曾派贸易代表团颠覆过阿尔巴尼亚！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全世界谁不知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最亲密的兄弟之邦呢！巴西的法庭上是不准人随便笑的，可是这个角色的愚蠢独白，当时引得哄堂大笑。
平托律师当场问那个商人：“你以前就认识这九个中国人，知道他们的活动吗？”他被问得窘态毕露，大发牢骚说：“天晓得！为什么要我来作证，我从来就不认识这些中国人。”
就这样，原告“证人”实际上都证明九个中国人无罪，变成“被告”的证人了。而在这同时，有十七位巴西人士，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却冒着丢饭碗和被捕的危险，出庭为九个中国人作证，证明他们无罪。前总统夸德罗斯也向报界发表声明，表示法庭如果传他为中国人作证，他愿意出庭。他还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证明中国人到巴西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是经他批准的。
通过这几个回合的斗争，广大的巴西人进一步了解到，巴西当局指控中国人的罪名是伪造的。巴西检察官也曾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但是为了巴西军队的‘名誉’，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
第六庭，是唯一允许九位同志答话的一庭。我们的同志利用这个机会，又狠狠地惩罚了敌人。法官问九位同志：“你们在被捕前是否精神紧张，是否有不安全的感觉？”我们的同志抗议他们这种无理挑衅，反问道：“我们的行为光明磊落，有什么不安全？你们问这些与本案有什么关系，问这些干什么？”法官不吭声了。法官问王唯真，但只问了不到三分钟就算了事。王唯真问法官：“我还没有讲话，怎么就完了？”法官只好让王唯真讲话。王唯者昂首站立，逼视法官，高声说道：“你们假造罪证，卑鄙栽赃，我们讲过的话，你们没有全部记入案卷，只记你们愿记的东西，我们要抗议！抗议！”法官低着头，胡乱地把卷宗翻来翻去，不敢正面回答。
法官急于遮羞，连忙问张宝生同志。会葡萄牙文的张宝生同志理直气壮地指出，法庭案卷中的一段文字：“收到北京指示电报，要改换线路，以便收发秘密情报”，这是无耻的捏造和诬陷。他当场要求立即同国民党的特务翻译对质。法官手足无措，当场问国民党的特务翻译到底是怎么回事。国民党特务翻译见我九同志正气凛然站在法庭上，不敢胡说，红着脸承认他歪曲了原意，说：“这是个原则性错误。”法官连忙打掩护说：“这个不算，这个没有关系，重新翻译一个就是了！”张宝胜同志接着责问道：“什么没关系？就是因为这些谎言和捏造，你们已经关我们八个月了。这是为什么，应该怎样处理？”检察官和法官窘脸相顾，无以对答。
“审判者”就这样受到了无情的谴责和正义的审判。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害九名中国人员的案情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现在，人们要看一看巴西当局上演的丑剧到底怎样收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第七次开庭，演出了最后一幕滑稽戏。
“开庭！”
只见蜷缩在法庭前右角的军事检察官鲁邦斯•皮涅伊鲁，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这个巴西当局的代言人，早就扬言要在这天“拿出惊人的证据”。可是，他一开腔就声明说：“诸位！今天我不准别人打断我的话；别人发言的时候我也不准备辩论，因为我早就声明，我已放弃了辩论权！”这个开场白，一下引起全场大笑，人们议论说：“检察官先生太心虚了！”
就在这位检察官发言之前，平托律师首先向法官提出：“检察官有三小时的发言时间，我给九个中国人辩护，只有一个半小时，这太不公平！”他要求法官增加作辩护发言的时间。
在其他在场律师的声援下，法官终于同意了平托律师的要求，但法官同时宣布：“检察官今天的发言，也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法官这个突然做出的决定，恰恰给了检察官一闷棍。一位检察官既没有道理，也没有证据，实在没有那么多话可说。
现在，正在发言的检察官先生，心如火燎，像害了热病似的，头上挂满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子。他为了拖延发言的时间，一会儿慢慢腾腾地摸摸它带来的大牛皮纸口袋，一会儿又跑到别的桌子上去“查”案卷。说来说去，总是那几样荒谬绝伦的旧货色。他亮出的惊人“证据”，也只是在巴西书店里可以买到的巴西地图，新华社向全世界发行的古巴民兵照片。他瞪大眼睛，硬要人们相信这就是中国人进行“颠覆活动”和“间谍活动”的“证据”。因此，他提出要求给每个中国人判二十三年的刑。
“唉！太缺乏说服力量！”
“这种巴西地图，我家里也有！”一个英国记者也感到不平。
七十二岁的平托老律师精神抖擞地站立起来。这时，他手里又掌握了我九同志临时提供的大量辩驳材料。老律师对着检察官和法官，慷慨陈词：
“我当了五十多年的律师，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毫无根据的陷害人。你们这些堆积如山的所谓‘罪证’，是我生平见到的最可耻的东西。”
“这个案件的事实已经很明白，巴西的舆论也很清楚。现在的问题不是你们不懂得怎样判，而是你们不知道如何向你们的上司交待！”
“……”
平托律师得到我们同志的提醒,他在发言中间突然走到法官的面前，从法官桌上杂乱的案卷中找出王耀庭、宋贵宝、马耀增同志的护照来，当场质问检察官：
“你们说他们三个人在一九六三年到过米纳斯州会见银行公会的领导人，你看看他们的护照，他们一九六三年还没有来巴西，又怎么能够到巴西的米纳斯州去进行颠覆呢？”
检察官竟无赖地说：“我不管那些，反正我们的报告材料里这样说过。”
这时，全场发出了长久的哄笑。
平托律师又质问检察官：“你说张宝生到过意大利，你有什么证据？”
检察官被逼又从牛皮纸口袋里抽出一册画报来，指着它结结巴巴地念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你看，这上面有张……”他念不下去了，又接着耍赖说：“中国人的名字好难念呀！不管怎样，只要有两个字的拼音相同，这就是张宝生！”
“哈哈哈……”全场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诸位，安静！请你们再来看看这六个箱子。”检察官指着箱子说：“这里面装的都是中国人的‘罪证！’他要人看，却不敢打开箱盖。一个律师走过去打开箱子，许多人挤上来看“秘密”。呀！原来尽是巴西书店里公开卖的书，还有一些邮票！在场的一个律师看了以后说：“这样的证据怎么能够说服人哩！”
至此，结论已十分清楚：真理战胜了谎言，正义战胜了邪恶。
但是，军事法庭不宣判，怎样向它的主子交账呢？他们最后被迫取消了九位同志的所谓“间谍活动”罪，但仍然专断地以什么“颠覆活动”罪名，判处我九位同志每人十年徒刑。判决宣布后，人们议论说：“这是早已决定的，也是早已料到的。”
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九位同志再次发表书面声明，提交军事法庭常设委员会。声明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辜公民强烈抗议你们委员会的无理判决……这个判决将作为以政治偏见来掩盖确凿事实和巴西国际声誉上的污点，而载入国际关系史册。
“我们宣布：我们要为正义、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证明我们的清白无辜而坚决斗争到底。
“一切不抱仇恨和偏见的人宣告我们绝对无辜的一天，一定会到来！”
尽管巴西当局作出了自己的无理判决，可是在巴西和全世界，却有同巴西当局完全不同的判决。许多巴西正直的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的说“他们为国内‘猩猩’们的丑行感到羞愧”，有的说巴西当局的行为“已使巴西的名誉扫地”。国际律师团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九名中国人在法律上是完全无罪的。他们所受的不是审判，而是迫害。”世界上许多公正的舆论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的这个拙劣的政治迫害阴谋，是希特勒制造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再版。”
这就是世界正义力量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判决。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八、二十五字寄深情
“祖国的亲友同志们：我们是多么热爱你们啊！”
身陷异国监狱的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在那疾风苦雨的日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亲爱的祖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敌人种种阴谋的暴露，我九位同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巴西反动当局非法逮捕他们，完全是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敌人因为需要反华而逮捕他们，谁能保证它们不会下更大的毒手呢？为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九位同志早就抱定了即使牺牲也要斗争的决心。因此，他们在监牢中面对一切冷酷的现实，始终镇定自若，处之泰然。可是，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们日夜不安。他们想：
“我们时刻思念祖国，祖国人民也一定怀念着自己的儿子。他们得不到我们的片言只字，得不到一点安慰，该是多么地揪心啊……”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在他们被非法逮捕的两个多月之后，他们终于取得了同亲属通信的权利。
此刻——一九六四年六月的一天，九张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下来的信笺，每张长不到六寸，宽不过四寸，分别摆在九位同志的面前。他们心里有千言万语要向祖国亲人倾诉，可是按照规定，每个人的信不得超过二十五个字。
二十五个字！能写些什么呢？报平安来宽解祖国亲人的心吗？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敌人一次一次地施展阴谋伎俩向他们进攻。他们被拷打而留在身上的创伤，至今仍在剧痛。写自己的伤势和受迫害的种种事实吗？这固然可以揭露敌人的罪行，但是警察和特务要检查,信绝对寄不出去。即使能够寄出去吧，这样的信到了亲人手里，那不是更要增加他们的忧虑吗？大家思索着祖国亲人最想知道的信息是什么，同时也思索着自己首先最想说的是什么……。
“这是给老母亲的信，是给妻子的信，也是给祖国人民的信呀！”
“对，要告诉祖国亲人，不管情况多么险恶，我们都能顶得住，绝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请他们万万放心吧！”
“还有，要说不管敌人关押我们多久，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定会胜利！”
九位同志就这样怀着深深的感情谈论着，思索着自己最想说的话。
当时，在他们的牢房里，只有王耀庭同志带着一支钢笔和一支圆珠笔。其他人的笔，都被警察搜走了。九位同志就轮着使用从祖国带去的这两支笔，伏下身子，一笔一笔地写着，要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倾注在一个个字上，要把自己的一颗心印在信笺上。
第一次的信写出来了。时间是六月十四日。一个月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九位同志在北京的亲人，收到了他们的第一次来信，收到了九颗忠贞的红心：
我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使诸亲友失望。
——王耀庭
体质虽弱，能够坚持，信心倍足，定返祖国。
——侯法曾
伤好体弱，境艰志豪。祖国亲友同志们：我们多么热爱你们！
——王唯真
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到北京。
——王治
九人同屋，虽苦但身心坚强，定能坚持到返国。
——马耀增
绝不辜负你和亲友们的关怀，我们一定能够返回祖国。
——苏子平
伤渐愈，境极艰。绝不辜负亲友的关怀，正义属于我们。
——鞠庆东
狱中条件仅够生存，绝不能摧我意志。
——宋贵宝
妈：儿等没做违法事，请宽心，是非必明，母子定团圆，深思
念祖国！
——张宝生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九位同志又冲破重重困难，陆续寄信回国，一再表达他们“宁可牺牲个人生命，也要维护祖国荣誉”的决心。他们把监狱当做课堂，以红岩自励，接受考验，磨炼意志，迎击恶风险浪，争取最后的胜利。他们写道：
横眉千夫，泰山凛然。七亿与共，毫无孤单。远隔重洋，如在身旁！
气候多变，寒流无情。九人同室，监牢锤炼人，怀念祖国，豪志倍增。
举国关怀，真理在握。任风刀霜剑，我足备衣着。
岁月流逝，尚无确信。祖国荣誉，永记心头。卧薪尝胆，定雪奇冤。
亲娘! 无辜被囚，狱成课堂。祖国荣誉，决不可辱。
转眼之间，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的节日来到了。在那些喜庆的日子里，九位同志从巴西的报纸上得悉，祖国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获得了重大胜利。他们怀着无限的喜悦，在黑暗的牢房里，尽量根据自己的想象，在心中描绘出一幅祖国无比壮丽的图画：普天下人民豪迈，红旗招展，一朵蘑菇云升上天空，丰收的稻谷堆积如山。这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而自己正是她坚强肌体中的一个细胞。每每想到这里，大家心中更增添了无限的力量，感到说不出的振奋和自豪。
一批在国庆前夕写的信寄来了：
重重铁门锁不住，心飞向北京，欢庆节日与丰收！
寒热多变，劲草犹生。十五大庆，遥祝祖国昌盛！
国庆将临，共享欢乐。誓死维护祖国尊严、荣誉。祝日益更加富强！
九位同志除二十五岁的张宝生同志外，都是有妻子和儿女的人。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异国监牢里，虽然遭受百般折磨，但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责任，关怀着祖国后一代的成长。他们在来信中教导自己的子女，要求他们当好革命的**。王唯真同志得知儿子小真成了五好学生以后，来信写道：“小真成五好生，令我莫大欣慰！”王治同志收到了他四个孩子寄去的糖果，他回信说：“糖收到，很甜。望你们爱祖国、劳动好、学习好，听话、有礼！”王治同志在另一封给妻子的信中询问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并叮嘱道：“他们已逐渐懂事，在生活上、学习上，应有严格要求。”宋贵宝同志的女儿小桦，只一岁多。他在信中要求妻子：“不要娇养小桦。”
九位同志在狱中寄出的信，将近有一半没有寄到祖国亲人的手里。
有三封信由于巴西当局刁难，没有寄出。巴西当局说，这三封信分别用了“残酷”、“被打”和“死”等字样，与“事实不符”，因此不准寄出。敌人怕我们的同志揭他们法西斯暴行的丑，甚至连几个字都那样害怕，是多么地可怜而又可笑啊！当时，我们的同志就根据事实，立即对巴西当局的粗暴行为提出了抗议。
被扣留的三封信，是王耀庭、侯法曾和宋贵宝同志写的。王耀庭同志在他信中曾写道：“残酷摧毁不了意志坚。”侯法曾同志写道：
“被打未成伤。”宋贵宝同志为了鼓励自己的妻子，在任何不幸的情况下都能坚强挺立，信中引用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九位同志终于回来了，他们委托记者再一次揭露敌人的横暴行为，并且在这里补告祖国亲人。
中国古有“家书抵万金”之语。我们九位同志的“家书”，比万金更可贵。那一封封二十五个字的信，每个字都跳跃着一颗赤诚的忠心，闪烁着革命的金色光辉。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九、会见祖国亲人
冲破重重困难，远涉重洋前来巴西的九位同志的第一批家属代表，就要到狱中来探望亲人了。
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对于被非法监禁已有五个多月的王耀庭等九位同志说来，是多么地使他们无法平静啊！他们在牢房中议论说：
咱们的家属能够来，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公正人士大力声援的结果；咱们马上要见到的，不只是自己的家属，而是祖国六亿五千万亲人的使者啊！
自从被捕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九位同志就抱定了誓死斗争到底的决心，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玷辱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现在，当他们就要同自己的亲人见面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咱们一定要珍惜同亲人见面的一分一秒时间，把九颗心一下子交给她们，让她们带给亲爱的祖国人民，带给亲爱的党和亲爱的毛主席。
九位同志的第一批家属代表——陈萍、可大安和郭瑞亭，在从北京机场启程的时候，人们把一束束鲜花塞到她们胸前。这些鲜花，是祖国人民对九位同志无限关心的象征啊！从北京到里约热内卢，风云多变，航程万里。她们每到一站，首先把从祖国带出来的鲜花用清水养起来。最后，她们从中挑出了九朵，一直带到巴西，把它们作为全国人民的心意献给了亲人。
家属代表们还给狱中亲人带来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这就是刊载着我国政府、祖国人民声援他们的各种文件和消息的剪报。同志们在狱中一次又一次的翻阅，他们说：“我们有着无比强大的靠山，我们什么都不怕！”
巴西当局对于三位中国普通妇女的到来，竟然如临大敌，采取了种种特别警戒措施。监狱内外，突然增加了大批武装士兵，还有许多便衣特务。三位家属代表乘坐的汽车后面，紧钉着好几辆警车。神情紧张的巴西当局代表和监狱的上校军官，一直守在监狱里一间特设的所谓“接待室”门口。巴西当局还规定：会见家属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下进行，每次谈话不得超过二十分钟。
一九六四年的八月三十一日，也就是三位家属代表到达巴西的一个星期之后，她们才得到同时会见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九位同志的机会。巴西当局明明知道，三位家属是作为九位同志的家属代表来到巴西的，而她们却一再被无端地阻挠同我九位同志会见。经过陪同前往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多次交涉，经过我们的同志和家属代表多次提出抗议，巴西当局才被迫允许他们见面。
这一天，在特设的“接待室”里，桌上放着录音机，一旁立着虎视眈眈的巴西陆军上校军官和一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重要人物。一群巴西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押着我九位同志走进“接待室”。
“同志们啦，你们都是好样的。有了你们，我们都感到骄傲啊！”三位家属代表一见自己的亲人，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扑上前去同他们拥抱。一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好久好久。
“你们不要难过，不要掉泪啊！我们不是还好好地活着吗！”
同志们想尽量安慰自己的亲人，自己也忍不住眼眶发热了。
“我们不难过，我们不掉泪！”
“对，要记住，记住这个事件。”
“同志们！不光是咱们的孩子，咱们的亲友日夜思念你们啊！咱们机关的领导同志，国内的战友们，咱们全国人民，咱们的党和毛主席，都在关心你们啊！……”
“谢谢啦！谢谢领导上和同志们，谢谢亲爱的祖国人民、亲爱的党和亲爱的毛主席。”九位同志当中的一位，代表他们说出了共同的心意：“请转告全国人民，我们有党、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关怀，感到无比幸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能顶得住，经得起，请他们放心吧！”
“……”
“时间到了！”守在“接待室”门口的监狱军官，无情地发出了催促的叫声。三位家属代表和九位同志再一次拥抱，交换着互相勉励的眼光。这时，有的同志紧握住自己妻子的手说：“我们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能够回到祖国。万一不能活着回去，请告诉同志们和朋友们：在敌人残暴的迫害面前，我们从没有后退一步。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你要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敌人杀害的，叫他永远不要忘记……”
三位家属代表分别单独会见她们的丈夫的时候，也都有巴西军官在场监视。会见之后，巴西当局还对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污辱性的搜身检查。
“这是对中国人的人身侮辱!”
九位同志身陷冤狱有五个月之久，他们多么渴望会见远渡重洋来到身边的亲人啊！愚蠢的敌人，满以为软化中国“囚犯”的机会来了！不，敌人的算盘又打错了！我们同志的革命气节凛然不可侵犯，他们提出：
“共产党人决不在任何问题上变节屈服，决不拿原则作交易！”
我们的同志把监狱指挥官叫进牢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警告他说：
“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如果再搜身，我们宁可不见家属。”
这样，他们才被迫停止搜身。
我家属代表们要向亲人献花，竟然也遭到巴西当局的无理刁难。经过多次抗议，他们才被迫允许，但还要把花束打开一朵朵检查。巴西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也写文章讽刺说，难道中国人的花朵也有“颠覆性”吗？
但是，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当我们的同志会见祖国亲人的时候，巴西当局竟然再一次勾结美蒋特务，企图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进行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于是，同志们和美蒋特务之间，又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这天，九位同志挤在牢房铁门的后面，盼望着亲人的到来。突然，一辆小汽车在远处停下，从里面钻出一个戴墨镜的家伙，慌慌张张的闪了过去。
“美蒋特务又来了！”王耀庭同志第一个发现。
“怎么办？这条狗来意不善！”
“把他轰出去！”九位同志立即一致决定。
侯法曾同志被押进“接待室”后，一眼便看到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低着头，鬼鬼祟祟地缩在屋角里。这个人穿着一身咖啡色西服，肥肿的四方脸上堆满了肉刺疙瘩。早在敌人的秘密审讯室内，我九位同志就同他较量过。侯法曾同志一眼便看出，这个自称吴鼎文并且说他是什么“建筑学博士”的家伙，就是多次参与了对我们的同志进行迫害活动的美蒋特务。
“你这家伙来干什么？快滚出去！”仇人相见，侯法曾同志火上心头，他大声喝道。
这时，一个巴西特务抢步上来，对着侯法曾威胁说：“‘吴博士’留在这里，你们可以谈二十分钟。如果要‘吴博士’走，我们就拿录音机来，你们只能谈十分钟！”
侯法曾看了一眼就在自己身边的妻子郭瑞亭，他心里正有多少话要对她说啊！但是，他不能容忍敌人的凌辱，立即愤怒地转过身子，拔脚就往外走。他一边走，一边抗议说：“有美蒋特务在，我们宁可不谈！”
那个巴西特务进一步威胁说：“你的行动，是对巴西政府的冒犯，我们要把你单独隔离起来！”
“那就随你们的便吧，你们隔离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了！”侯法曾蔑视地说。
在我们的同志正义凛然的行动面前，美蒋特务始终缩在房间的一角，不敢吐一言。他知道再呆下去只能自讨没趣，捞不到任何东西，便偷偷地溜走了。
同一天，在王唯真会见妻子陈萍和鞠庆东会见妻子可大安的时候，他们也分别把在场的美蒋特务逐出了“接待室”。
同志们在狱中谈起这天三赶“吴博士”的情景，都哈哈大笑起来。
五个月以后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又经过多次交涉，冲破重重困难，九同志的第二批家属代表于伶、耿淑芳、韩四光和石菊英，再次来到巴西。这时，正是祖国春节的前夕。我九位同志的家属代表多次要求立即会见亲人，同他们在春节中见一面。巴西当局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怎样地讲“人道主义”，可是对这样的合理要求竟百般刁难，不让见面。这一次，四位家属代表在巴西住了半个月，她们除同自己的丈夫见了几面以外，虽然多次提出要求，巴西当局却只允许她们同另外的五位同志见了一面。
尽管两批家属代表到巴西以后都遭到种种无理阻挠，她们和九位同志见面的时间很短促，但是，她们两次都给祖国人民带回了我九位同志的九颗红心。
九位同志中，只有二十五岁的张宝生没有结婚。他的未婚妻托第一批家属代表捎去一条手绢，上面用红线绣着：“红心为人民”，第一批家属代表离开巴西的当天，张宝生把自己的一块旧手绢洗了又洗，第一次拿起针线刺绣，在手绢上绣下了“心赤志坚，宝生答谢”的字样，托家属代表带回了祖国。
宋贵宝同志的妻子石菊英，给宋贵宝带去了一把檀香扇。他在扇骨上用圆珠笔写下了“宁死不屈”四个字，又叫石菊英带回祖国。他们见面的时候，宋贵宝还对石菊英说：
“我们永远不会屈服。如果我牺牲了，你要把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党费，交给我们亲爱的党！”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十、监牢炼铁人
里约热内卢一九六四年的秋天过去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又来了。
在层层铁门紧锁的巴西监狱中，我九位同志整整度过了一年零半个月的时间。
远离祖国，身处异邦，坐了三百八十天的“洋”监牢，这是一段多么漫长的岁月啊！
人们在读了九位同志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以后，也许不禁要问：祖国九个忠贞的儿子，除了在巴西同敌人的种种迫害展开顽强斗争以外，他们又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多的狱中生活的呢？
我们同志的人生哲学，是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活命哲学完全对立的。他们在敌人的监狱中经常这样地互相勉励着：
“伟大的中国人民，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决不出卖灵魂，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只要斗争需要，我们可以把‘洋’监牢的牢底坐穿，视死如归；同时，我们也要以斗争求生存，迎接胜利！”
“我们能够亲身经历这一场国际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顶得住任何险风恶浪，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光荣！”
“……”
听一听吧，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啊！
就是在这样的革命世界观的指引下，我们的同志始终斗志昂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中写下了壮丽的战斗诗篇。
有五个多月的时间，我九位同志被敌人集体关押在一间二十五平方米的牢房里。那时候，他们一天的狱中生活常常是这样度过的：
同志们清晨起床，牢房立刻变成了“体育场”。他们有的从床上跳到床下，在那狭窄的牢房里，沿着墙根几百次地来回跑呀，跳呀，直到浑身出汗为止。有的双手抓住床架，把它当作“单杠”，练开了“引体向上”。有的俯身在牢房的地板上，一次又一次地练起了“俯卧撑”。有的受伤较重尚未痊愈的同志，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投入新的斗争，这时也忍着伤痛，扶着墙壁，做起了“广播体操”……
“体育锻炼”之后，牢房里又出现了一幅动人的学习景象。同志们为了加强自己的革命意志，适应当前斗争和今后工作的需要，人人都非常珍惜狱中的每一寸光阴。
同志们被捕以后被允许到公寓中去清理他们的日用物品的时候，把一本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带到了狱中。这本书在同志们当中不知道传阅了多少次，它的封皮和书角都被磨破了。
九位同志中的长者——五十岁的侯法曾同志，入狱以后便开始学习英文。现在，他又盘腿坐在床上，艰难而又顽强地背起英文生字来了。
牢房的另一角，是“小先生”张宝生同志正在包教王唯真同志学习葡萄牙文。王唯真入狱时还不能阅读葡文报纸，当他快出狱时，不仅能够大致看懂葡文报纸，而且学会了简单的葡语对话。
那一张张废旧报纸，是马耀增同志的“珍宝”。他用一张刮脸刀片，把旧报纸的边边角角裁下来，钉成了一个二百六十多页的学习本子。出狱时，他的本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英文单字和短句。
宋贵宝同志为了当前斗争和今后工作的需要，在敌人的监狱中，居然把一本一千五百页的字典，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
入狱前就懂得葡文的鞠庆东和张宝生同志，为了斗争的需要，入狱后又继续深入钻研葡文。巴西当局在狱外对我九位同志大肆造谣栽赃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狱中向他们的辩护律师提供了十多万字的材料，粉碎了巴西当局的谎言。那时候，鞠庆东和张宝生夜以继日，在昏暗的灯光下忘我地工作，把大家写下的十多万字中文材料，全部译成了葡文。
自从同志们经过多次交涉争得阅读报纸的权利以后，只要可能，每天集体读报两次，就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生活日程。巴西的报纸虽然很少刊载有关中国的消息，而每当他们从字里行间发现一点祖国的信息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阅读，从中汲取无限的斗争力量。同志们每次看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胜利消息时，都在心底热烈欢，受到很大的鼓舞。
傍晚以后，通常是同志们进行“娱乐”活动的时间。敌人的监狱里哪来的娱乐器具啊！同志们就人人动手，用牙膏盖做成跳棋，用瓶盖做成象棋，用纸烟盒做成了很精致的扑克牌。
此时，也正是大家公选的“文娱委员”王治同志最活跃的时候。他带领着大家，组织了许多意味深长而又内容丰富的“晚会”：讲革命故事、讲先烈们的斗争事迹、每个同志说一段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在一年多的异国牢狱中，同志们还同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当九位同志被关押在瓜纳巴拉州警察局的时候，每天只有中午才能吃到一餐所谓“正式”的饭，这就是巴西人说连狗都不吃的肮脏东西。那饭里拌着霉烂的土豆、木薯粉、黑豆和牛骨头，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气味。装饭的铝质盘子，糊满了一层层黑垢。同志们拿起生锈的铁勺吃饭时，总是互相鼓励说：“吃吧！吃吧！再难下咽也得把肚子填饱，这也是为了斗争啊！”
巴西监狱中，苍蝇和蚊子多得可怕。同志们却满不在乎地笑笑说：“看来，咱们在异国监狱中还要大搞一次‘除四害’哩！”有一天，他们就打死了苍蝇六百多只。
经过多次的斗争，在九位同志被捕的一个多月之后，他们终于争得了每天到牢房外面去晒一次太阳的权利。每逢这样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要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然后走出牢门。他们互相叮咛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同维护祖国的荣誉联系起来。我们不是‘犯人’，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伟大中国人民应有的气概。”
同志们这种感情，时时刻刻都贯串于他们一年多的狱中生活。虽然处境是那样的险恶，王耀庭等同志还曾经把一些空纸烟盒和旧画报裁成数以千根计的彩色纸条，编成草帽辫似的纸辫子，然后细心地用它们编织成一个个精美的彩盒，托前往巴西探望的家属代表们带给祖国亲人，献给敬爱的毛主席。在这些彩色纸盒上，同志们有时精心地镶嵌下他们九个人的名字，有时镶嵌下“祖国万岁”、“怀念祖国”、“团结一致坚持到底”等字样。第一批家属代表从北京给他们带来了九朵祖国鲜花。那几天，同志们起床以后，都争先恐后地去给这些鲜花换上新水。有的同志还写下了这样的词句：“祖国花朵，插在案头，狱中生光，心中暖和。”
在远隔万里重洋的西半球监牢里，我九位同志始终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相互间充满了亲密的阶级感情。在那深秋的寒夜里，有些同志曾经把毯子悄悄地送给别的同志，而他们却互相抱着取暖，度过长夜。狱中的伙食已经够坏的了，而每逢吃饭的时候，同志们总是互相让饭让菜，把比较好一点的食物让给生病和体弱的同志。有些同志尽管得了重病，却一直咬牙坚持着，不发出一声呻吟，生怕给别的同志增加负担。
“九人同室，监牢锤炼人！”——这是我们的同志从狱中写给祖国亲人信里的一句话。经过一年多异国监狱生活的磨炼，我九位同志都说，他们更加认识到“斗争就是幸福”这句共产党人座右铭的深刻意义了。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十三、正义声音遍全球
“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是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反华丑剧。”
“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的这个拙劣的政治迫害阴谋，是希特勒制造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再版。”
“美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丝毫无损于伟大的中国。巴西当局完全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只能玷污巴西的民族尊严及其国际声誉。”
“……”
我九位同志被巴西当局非法逮捕以后，在拉丁美洲各国，在世界各地，到处发出了这样的正义声音。这种情况告诉人们，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砍不断巴西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更挡不住全世界人民对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的愤怒谴责，挡不住全世界人民对无辜受害的中国人员的强有力的声援。
在过去的一年多中，有八十七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党派、团体、企业和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反复表示了对中国人员的声援和对美帝国主义与巴西当局的抗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民的朋友遍天下的这幅动人景象吧！
在阿根廷，在这个除了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第二大国，有十六个主要城市的各界人士先后举行集会，声援在巴西受难的九个中国人。
这个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同一些工会和文化组织，共同组成了“阿根廷争取释放在巴西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工会委员会”，还在各地成立了七个协同工作的委员会。阿根廷各省报业协会和五个记者工会，曾经两次派出记者代表团前往里约热内卢，当面向巴西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释放中国的新闻和贸易工作人员。
阿根廷著名律师托姆，到巴西观察了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的最后一庭“审判”。去年十二月，托姆来到北京访问时，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为我国报纸撰写了以《一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丑剧》为题的长达数万言的文章。他写道：
“我们可以确凿无误地断言，决定对中国和巴西公民判刑的法官，不是法官，而是刽子手，是巴西剥削者及其同伙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在古巴，在新闻、贸易、法律等各界人士和工会领导人的一片抗议声中，哈瓦那“进步电台”曾经专门广播了一出短剧，谴责巴西当局对九个中国人的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剧中写道：“作为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反对巴西反动的军事政变和它对各国人民的法西斯镇压。”
在智利，包括工人、学生、妇女活动家、政界人士、法律学家、诗人、议员等在内的各界公众，有的向巴西驻智利大使馆写信，有的向巴西当局发出抗议电报，有的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纷纷对九个中国受害者伸出援救之手。富有正义感的智利记者罗宾森•罗哈斯，千里迢迢地从圣地亚哥赶到里约热内卢，在目击了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的“审判”丑剧之后，为报纸写了许多公正的评论和报道。他写道：
“九名无辜的中国人被巴西军事法庭判了刑，这次审判将作为猖狂一时的纳粹法庭以后最丑恶的一次审判，而载入世界史册。”
“这次判刑是美国的政治需要，是巴西军政府宣传上的需要……巴西已不存在正义，正义已被军人的靴子所践踏。”
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多米尼加、乌拉圭、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各个拉丁美洲国家，数不清的公正人士和公正舆论，纷纷谴责巴西当局屈从美帝国主义意志，野蛮迫害中国人员。他们一致要求：
立即停止法西斯暴行！立即恢复中国人员的自由！
在亚洲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一再为营救我九位同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西哈努克亲王打电报给巴西临时总统，要他迅速释放九位无辜被捕的中国人员，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过专门的决议。西哈努克亲王说：“这项决议代表了柬埔寨国民议会、王国议会、王国政府和全体柬埔寨人民的意愿。这就是说，全体柬埔寨国民都抗议美帝国主义的仆从巴西当局对九个中国朋友的迫害。”
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中央委员会以其八百五十万成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以其一百五十万团员的名义打电报给巴西临时总统，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当局的法西斯罪行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在南苏门答腊一次有二万五千人参加的集会上，与会者以大会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受害的中国人员表达了最热情的声援。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印度尼西亚的六个团体，组成了“声援在巴西反革命统治下受害者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印度尼西亚和全世界人民声讨巴西政变当局的残暴罪行。
在我们的近邻巴基斯坦，这个友好国家的政府，为营救中国人员作了有力的协助。各界公正人士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九个中国受害者。著名律师法赫鲁丁•易卜拉欣曾经向报界发表声明指出，为被非法拘禁在巴西的九名中国人伸张正义的斗争，必须更加大力地继续进行下去。
在曰本，当我九位同志被巴西当局非法逮捕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的半个月，日中友好协会、曰本和平委员会等三十个群众团体，联合打电报给巴西临时总统，并且派代表到巴西驻曰本大使馆，抗议非法逮捕和虐待中国人员的野蛮行为。此后不久，曰本自由**协会、曰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和曰本记者会议四个全国性团体，就成立了“营救中国在巴西的贸易代表及其他人员委员会”，并且决定派遣调查团到巴西去调查并营救我九位同志。到了今年二月，这个委员会的发起和参加团体，便增加到四十五个之多。
“不准迫害我们的中国兄弟！”
“我们完全站在中国弟兄一边！”
这声音来自战斗的非洲。在地中海边的阿尔及利亚，在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在正在燃烧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火焰的安哥拉、莫三鼻给……，到处都响起了声援中国受难弟兄的正义声音。这里许多国家的进步政党和解放运动组织发表声明，许多非洲自由战士发表谈话，许多报纸发表社论和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对九名中国人员的无耻迫害，是对中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侮辱。
斯威士兰进步党驻开罗代表恩修马洛在谈话中愤慨地质问：“巴西当局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抹黑？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捏造罪名？为什么要提出莫须有的犯法罪状？这完全是由于美国利用巴西当局做猎狗。”
曾经两度访问中国的已故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歇莉•格雷姆在她的声明中指出，巴西当局判处中国人员，“这是因为美国害怕和憎恨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与日俱增的友好关系”。
巴西当局宣布对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后，桑给巴尔通讯社为此发表了社论。社论说，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捏造的罪名，“丝毫也转移不了巴西人民同他们的敌人进行的斗争，也模糊不了各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应该对付的最严重的敌人”。喀麦隆人民联盟指导委员会执行局在他们的一项新闻公报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的反华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必将自食其果。”
在我们兄弟之邦的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响彻了抗议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害中国人员的声浪，对中国兄弟表达了最热情的声援。在这些国家里，许多群众举行集会，许多团体发表声明，许多报纸发表社论和评论，从我九同志被迫害的消息一传出，就发出了强烈谴责法西斯暴行的正义声音。
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商会为首的十五个越南贸易公司的代表，曾经在河内举行集会，通过了谴责巴西当局迫害我九位同志的决议。决议说：“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蹂躏国际法起码准则的极其野蛮的行为，这是为破坏中国和巴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镇压巴西进步力量而服务的恶劣的政治阴谋。它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而进行的恶毒的勾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曾经在他的一次声明中严正指出：“对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他们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侵略行动以及镇压拉丁美洲各国日益壮大的进步力量而策划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当局的卑鄙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热衷于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威信，破坏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不管美帝国主义挑衅者及其仆从使用的手段是多么狡猾、野蛮和无耻，这些卑鄙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心声的集中反映。
正当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进行非法“审判”的时候，以七十八岁的曰本著名律师长野国助为首的，由曰本、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七个国家的著名律师组成的国际律师团，接受九名中国人员家属的委托，在全世界人民的瞩望中成立了。
国际律师团在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作出无理判决以后，今年一月三十日曾经在北京向中外记者发表声明说：“我们毫不犹豫地指出，这种审判是一次政治审判。我们断言，进行这种审判的军事当局，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国际律师团还同时向我九位同志发了致敬电。电报说：“我们在你们这一英勇斗争的鼓舞下，誓同全世界热爱正义的人们手挽手、肩并肩，为恢复你们的自由，为恢复正义，并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下，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写到的一切，远不能表达全世界亿万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之万一。但是，这已足够说明，放眼五洲四海，普天下到处有我们的朋友。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十四、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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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代表党和国家领导到机场迎接九同志胜利归来
朝阳升起，碧空万里。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腾空而起，飞向东方。
此刻，飞机上的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王治、马耀增、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和张宝生同志——祖国九个忠贞的儿子，终于摆脱一年多的异国牢狱生活，踏上了凯旋的路程。
机舱外面，阳光灿烂，我九位同志都在心里欢呼：
“我们终于胜利了！”
“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就要回到你们的身边了！”
这天——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日的上午。飞机场上军警密布，警戒森严。一辆囚车，载着我九位同志，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尾随，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机场。我九位同志昂首登上飞机以后，飞机很快便向跑道上滑动了。
飞机升上了里约市的高空。我九位同志贴着舷窗，长久地俯视着巴西大地，俯视着他们为了促进中巴友谊而工作过的地方，俯视着他们曾经进行过一年多狱中斗争的地方，都发自内心地祝愿说：“苦难的巴西大地啊！笼罩在你头上的乌云，终有一天会被驱散的！”
就在这天清晨，在我九位同志临离开巴西陆军监狱时，他们写下了一份书面声明，委托前来送行的平托律师向巴西舆论界公布：
“巴西当局把我们九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理地监禁了一年多，并对我们进行了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政治迫害。现在，巴西当局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极其恶毒地以莫须有的罪名为借口‘驱逐’我们，对此，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们衷心地感谢巴西正义人士与公众舆论对我们的正义斗争所给予的支持，我们衷心地感谢在我们被非法监禁期间仗义执言为我们辩护的律师埃•苏布拉尔•平托先生。
“再见了！正义和崇高的巴西人。”
飞机越过大西洋海面，飞到了非洲美丽的西海岸。十七日夜晚当地时间十一时许，飞机降落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机场。
机舱的门被打开了。九位同志看到一个中国人上来了，又一个中国人接着上来了。
“同志们，咱们胜利了！全国人民都在殷切地期待着你们啊！驻几内亚的我国大使馆全体同志都向你们问好，我们在这里已经等候你们好久了。”两个人抢步走到九位同志面前，满怀深情地对他们说。原来，正在几内亚访问的两位中国法律工作者，专程从科纳克里赶到达喀尔迎接九位同志，他们在这里已经等候两天了。
九位同志第一次见到前来迎接他们的祖国亲人，人人无法平静。
他们含着热泪，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诉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谢谢你们，谢谢同志们！见到你们，我们多么高兴啊……”九位同志的代表王耀庭，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飞机在这里只停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又起飞了。专程前来的两位祖国亲人，在飞机场上一直看着九位同志乘坐的飞机冲向夜空。
星斗满天，飞机继续夜航。九位同志谁也无心休息。这时，王唯真同志拿出家属代表带到巴西狱中的圆珠笔和纸，在飞机上兴奋地写起他出狱后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九位同志离开巴西的经过。后来，新华社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了他写的这条新闻。王唯真同志由于巴西当局的非法逮捕而中断了的记者生活，又在这胜利的归途中开始了。
十八日凌晨当地时间四时，九同志乘坐的飞机到达了日内瓦。
九位同志走下飞机，一眼便看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和日内瓦总领事馆的同志们迎上来了，看到祖国亲人们捧着鲜花迎上来了。九位同志一下子扑在祖国亲人的身上，同他们尽情地拥抱，抱在一起跳了又跳。
我国驻瑞士大使和使馆的同志们为迎接九位同志，三次专程由瑞士首都伯尔尼到日内瓦等候。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的炊事员同志，接连四天专门为九位同志作好了中国饭菜。他们等了一天又一天，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我驻日内瓦总领事馆这天洋溢着欢庆胜利的无限喜气。九位同志同祖国亲人们团聚在一起，出狱后第一次吃着自己同志为他们作的中国饭菜，举杯共饮胜利酒。饭后，使馆的同志拿出九包糖果，送到九位同志的面前，告诉他们说：“这些巧克力糖，是一位国际友人送给你们的。送糖人没有留下姓名，只是说这些糖包含着瑞士人的一片心。”
凯旋途中的我九位同志，长久地抚摸着放在自己面前的糖果包，好象又一次接触到了全世界正义人士向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耳边响起了从全世界发出的谴责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声音。
在过去的一年多中，在全世界的八十七个国家中，有一千几百个立法机构、党派、团体和企业，有难以数计的各界人士，对受难的中国人员表达了他们的深切同情，对巴西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正是在全世界人民的声讨声中，巴西当局后来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如果把九个中国人继续留在巴西，就将成为“巴西忧虑和冲突的焦点”。
如今，我九位同志终于在全世界人民的热望中胜利返国了。
九位同志在日内瓦停留了六个小时，随即取道瑞士的苏黎世，途经希腊的雅典和黎巴嫩的贝鲁特到达巴基斯坦，由那里换乘中巴直达航机返回祖国。
这天，阳光分外灿烂，飞机从西南方进入我们伟大祖国的上空。
九位同志一齐拥到飞机的窗前，贪恋地俯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地，恨不能把祖国的锦绣河山看个够，恨不能把祖国的山脉、河流和田野都尽收眼底。此刻，九位同志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自豪感，充满了无可比拟的幸福感：“伟大的祖国啊！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你这强大的靠山，我们才能够胜利地回到你的怀抱中来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同志们不禁回想起过去一年多在异国的牢狱中，伟大的祖国是怎样给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斗争力量。我们亲爱的党和亲爱的祖国对九个受难儿子的无限关怀，祖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九位同志的热情声援，又一幕幕展现在他们眼前。他们还回忆起，在巴西的狱中，同狱的有些巴西难友曾经无比羡慕地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无忧无愁？你们为什么斗争得这样坚决？因为你们有着一个强大的祖国，有着一个幸福的祖国啊！我们也有祖国，但是，我们的祖国现在被别人控制着，我们就好象失去了爹妈的孤儿呀……”
九位同志在上海度过踏上祖国土地后的第一个温暖的夜晚。飞机又越过长江，越过黄河，飞向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祖国的心脏，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啊，在异国牢狱中度过了一年多苦难生活的祖国的九个儿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啊！在过去的一年多中，他们始终铭记着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斗争，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滩，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种种迫害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现在，他们终于回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来了。
“我们党的九个好同志回来了！”
“祖国的九个好儿子回来了！”
“中国人民的九个英勇战士回来了！”
千万双手伸向他们，拥抱他们。九位同志投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怀抱，投入祖国亲人的怀抱，投入了战友们的怀抱。九位同志的眼眶润湿了，无数人的眼眶润湿了。在一面面飘扬着的红旗下，在一阵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一束束鲜花捧在他们胸前，一个个花环戴在他们的脖子上。人们亲切地抱着他们，狂欢、跳跃。人们热情地抬起他们，把他们抛向空中。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人们连续不断地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们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失败了！这是我九位同志反政治迫害斗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华阴谋的斗争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公正人士主持正义的斗争的胜利。
我九位同志一年多的英勇斗争向全世界表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在国际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不可战胜的！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一、平托看到的中国人
这是我九位同志即将从巴西启程胜利归来的前一天。
九位同志的辩护律师、七十二岁的苏布拉尔•平托先生，满头白发，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系着黑色领结，一早便赶来牢房，同我们的同志告别。
信奉天主教的平托律师告诉我们的同志，为了祝愿中国朋友一路顺风，他和他的夫人专门为九个中国人做了一次祷告，还写下了祈祷词。老律师向每个中国朋友送了一小束用玻璃纸罩着的棕榈叶，说这个礼物是他夫人亲手做的，它象征着平安和幸福。临别时，老律师含着眼泪，向我们的同志念了他亲笔写的一封告别信：
“ 在这分别的时刻，我要衷心地感谢你们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对我的信任、友好和热情。你们给我的信，送给我和我夫人的纪念品，将永远作为你们崇高感情的体现而受到特别小心的保存和爱护。
在这既是痛苦又是高兴的时刻，请接受我亲切的握手。我之所以痛苦，因为这是分别的时刻。我高兴，是因为你们的痛苦遭遇就要结束了。你们将平安地回到你们的祖国，同你们的亲友团聚，愿上帝和圣母玛丽亚保佑你们。”
平托律师满含深情的语调，使我们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动着。
人们读了老律师的信，看到他同我们的同志依依惜别的情景，不禁要问：十一个月前同九个中国人从不相识的平托律师，是怎样逐渐加深对我们的同志的认识的？他对我们的同志的诚挚感情，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这是一九六四年的五月十二日，我九位同志被非法逮捕以后的第四十天。巴西律师协会主席平托博士，由巴西军警调查委员会的一名少校军官引着，走进陆军监狱，来到了关押着我们同志的牢房。平托律师向陌生的中国人作了自我介绍以后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意识形态来说，我和你们是对立的。但是，我也是正义的朋友，是司法的维护者，是无视事实、蹂躏法制的敌人。我研究了大量材料，相信你们无罪。现在，我愿意免费为你们辩护。”
当平托律师前来表示自愿免费充当我九位同志的辩护律师的时候，巴西当局正在肆无忌惮地对我们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在许多报纸上散布了对九个中国人的大量造谣污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就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平托律师却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站了出来。
他告诉我们的同志，许多巴西正直人士曾向他发出呼吁，要求他出来为九个无罪的中国人说话；还有许多巴西普通公民找到他的律师事务所，希望他为了伸张正义和维护巴西的荣誉而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是这种情况，推动他要以正直的巴西人的名义，为洗刷九个中国人所遭受的冤屈而努力。
我们的同志告诉平托律师，美蒋特务的黑手已插了进来，正在威胁和引诱他们背叛祖国。平托律师起先有些疑惑不解，我们的同志随即把美蒋特务怎样勾结巴西当局，参与对九个中国人的绑架、策反、栽赃、诬告等罪恶行径，写成系统的材料，交给老律师；并且把美蒋特务强迫他们填写的“意见征询录”，也交给了他。从大量的材料中，从美蒋特务的那张表上，平托律师看到了这桩政治迫害案背后的黑手。
此后，老律师又向法庭提出要求，从巴西外交部拿来许多有关材料，仔细核阅。当他进一步研究了全部案件的数以百万字计的材料以后，他越发认定巴西当局提出的所有“罪证”都是谎言和诬陷，而我们的同志向他提供的任何一个材料都是绝对真实的，每一句话都有着确凿可靠的事实作为根据。于是，老律师终于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结论：
九个中国人是无罪的！他说：
“在我五十多年的律师生活中，还没有看到过如此施加政治迫害的肮脏案件。”
“这是一个靠谎言产生，靠欺骗维持的案件。”
平托律师不仅从大量的材料中研究案件的真相，他还在同我们的同志的接触中，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中国人。他看到，在九个中国人被长期非法监禁的过程中，他们是那样地亲密团结，疾恶如仇；他也看到，九个中国人是那样地胸怀坦荡，充满乐观主义的情绪。
这是我九位同志准备进行又一次绝食斗争的一天。这一天，诙谐而又热情的平托律师走进牢房，突然发现这里笼罩着庄严肃穆的气氛。
九同志迎上前来同他紧紧握手，然后把他扶到牢房中仅有的一张凳子上坐下来。
会说葡萄牙语的张宝生同志，拿出有九同志签名的一封信，读给老律师听：
“……我们决定绝食，是为了维护我们祖国的尊严和荣誉。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容忍当局任意摆布。如果我们牺牲，请您向全世界公布真相。感谢你为我们所作的努力……。”
张宝生同志刚念完信，老律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摊开颤抖着的双手，一再劝我们的同志珍惜自己。
“我们即使饿死，也要斗争到底。我们中国人绝不能任人凌辱！”九位同志一致回答说。
老律师为九个中国人坚决维护祖国荣誉的崇高气节而深深感动着。
他大声向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是无罪的！我一定要为证明你们的清白无辜而斗争！……”
一九六四年的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我九位同志第二次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正逢老律师的七十二岁生日。这一天，我九位同志由于刚刚绝食了六十多个小时，身体受到极大的损伤，但他们还找出一些旧画报，裁成一根根纸条，编织出几个小纸盒，附上一封贺信，送给老律师作为礼物，祝他健康长寿。
老律师收到了礼物，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从送来的礼物和贺信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光明磊落和高尚情操。他说：“从物质上说，这些纸盒毫无价值。但是，你用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也买不到它啊！”
通过类似这样的许多事例，老律师对九个中国朋友的认识越来越加深了。他经常对许多巴西人说：“我从九个中国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的品德。”
于是，每当平托律师给身陷囹圄的九个中国人写信时，他在自己的署名前面，总要加上“你们的朋友和律师”的字样。
在巴西军事法庭对我九位同志进行“审判”的时候，法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平托律师向法庭递交了长达五十一页的辩护词，并且当众慷慨陈词，作了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辩护发言。他那有力的论证和锋利的言词，驳得检察官和法官们哑口无言，丑态百出。
平托律师为九个中国人的无辜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使得发动政变的亲美法西斯军人非常恼火。代表巴西当局的军事检察官鲁邦斯•皮涅伊鲁，竟然在法庭上对老律师发出无耻的人身攻击，污蔑他为九个中国人辩护完全出于个人目的。
满头白发的平托律师毫不畏惧，立时从座位上站起来，横目怒指检察官及其同党，愤慨地说：“我的历史是一部公开的书，你们一页一页地去翻吧！你们可以抄我的家，把我抓起来，我不害怕。我为九个中国人辩护，是因为他们完全清白无辜，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由于我九位同志的坚持斗争，由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大力声援，九位同志启程胜利回国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日。这天清晨，平托律师由里约热内卢的巴西陆军监狱，一直把我们的同志送到距离市区中心几十公里的国际机场。
飞机场上，一百多名巴西空军和警察，全副武装，排成长阵，警戒森严。平托律师同他的九个中国朋友，在飞机旁边一次又一次地拥抱。老人热泪盈眶地说：“你们就要回到祖国，同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团聚了。我祈求上帝和圣母玛丽亚，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二、砍不断的友谊
亲爱的读者，当我们写完了《平托看到的中国人》这一章以后，我们还不能不告诉你们：在巴西，在监狱内外，对九个中国人表达出他们的无限诚挚友谊的，远不止平托律师一个人。
政变后的巴西，到处笼罩着法西斯统治的恐怖气氛。在这种情况下，许许多多巴西的正直人士和普通公民，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对九个无辜受害的中国人表示深切同情，伸出了他们的声援之手。他们由于处境险恶，往往没有留下姓名，然而，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却长久地令人难以忘怀。
巴西人喜爱玫瑰花，常常把它当作表达自己一片心意的象征。在这里，请你们先听一听几个关于花的故事和一本书的故事。
几个花的故事，都发生在九位同志的两批家属代表到巴西探望亲人的短暂逗留期间。
这一天，家属代表们乘车来到市区，到一家花店去买花，准备献给狱中的亲人。远远地，她们就从车窗中看到一个披着棕黑色头发的年轻姑娘，一身女工模样的打扮，手持一束红玫瑰，站在花店附近的人行道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
家属代表们走下了汽车。那位姑娘看见来了陌生的外国妇女，便跑去向巴西籍的汽车司机打听。当她得知她们就是巴西狱中九个中国人的亲属，赶忙走过来，把一束玫瑰花塞到中国妇女胸前：“喏，请收下吧！”
随后，这位巴西姑娘向我家属代表要了一支中华牌香烟。她说：
“我是不抽烟的。但我要把它永远保存起来，作为纪念。”
几位家属代表，一下子都被这位巴西姑娘的热情举动感动了。等她们想到要向这位姑娘表示谢意的时候，她已经转身进入花店另买了一束玫瑰，匆匆地走远了。
另一天，四位家属代表又到另一家花店买花。家属们挑好了九束鲜花，走出门来，就要跨上汽车离开了。这时候，花店的售货人，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手持四枝红玫瑰，急急忙忙地跑到马路边上，一手拉住汽车把手，一手把玫瑰花送进车厢。
这位普通的巴西人动了动嘴唇，想向四位中国妇女说些什么，但他环顾左右，军警就在四周，欲言又止。他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很快就转身走开了。
我两批家属代表到巴西探望亲人的时候，每次出门，都有几辆警车和一批巴西特务盯在她们后面。在旅馆里，几位中国妇女所住房间外面的走廊里和对面的阳台上，也日夜守着成群的便衣特务。甚至在我们的家属代表到旅馆的餐厅里吃饭时，每次也都有一些特务跟在后面当尾巴。另一个关于花的故事，就发生在有许多巴西特务严密监视着的这个旅馆里。
第一批家属代表有一天刚一进入旅馆餐厅，立即发现围坐在一张餐桌上的一家巴西人，隔着许多餐桌，老远地向着她们点头招呼，眼睛里流露着同情和关怀的目光。在这家巴西人的餐桌上，男女老少，坐满了十多个人，好象是为了一件喜事在举行家宴。
三位家属代表在自己的餐桌上入座以后，那一家巴西人当中的女主人，从餐桌的花瓶中抽出三枝红玫瑰，把两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叫到膝前，俯下身来，悄悄地在她们耳朵边说了几句话。两个天真活泼的姑娘，立即轻捷地跑到我三位家属代表的桌旁，把玫瑰花插在她们胸前，同时还按照家长的吩咐，用葡萄牙语说着一些对九个中国人表示良好祝愿的话。我三位家属代表把两个小女孩搂在怀里，吻着她们，那一家巴西人远远地看到，嘴角上都挂着亲切的微笑。
就在这无言的场景中，中国人和巴西人的心头都荡过了一股友谊的暖流。
书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九位同志为了狱中斗争和学习的需要，曾经委托平托律师，到街上替他们买了一本葡英字典。就在这本字典上，也凝结着普通巴西人对中国人的深情厚谊哩！
平托律师到一家书店买字典的时候，他告诉了书店的售书人，字典是为在巴西监狱中无辜受害的九个中国人买的。售书人把字典精心地包扎好以后，怎么也不肯收钱，他说：“这个微薄的礼物，就作为巴西人的心意，送给九个受难的中国朋友吧！”
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狱外。在狱内，我九位同志和一些巴西难友之间，也结下了动人的友谊。甚至监狱中的一些巴西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暗中表示过他们对中国人的同情。他们常常对我们的同志说：
“你们是无罪的。你们是和蔼的人。我们奉命看管你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我九位同志被敌人分别关在几间牢房里，牢房阴暗潮湿，既无被褥，又无床铺。一天，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黑牢里的我一位同志，忽然看到那碗口大的铁窗上，塞进来了一条卷得紧紧的毯子。他探头向窗外一望，原来是一位巴西难友偷偷送来的。他掂起毯子看了又看，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
九位同志刚被捕时，身边所有的钱都被搜走了。同狱的巴西难友，大部分是贫苦的工人、学生和职员。他们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看到我们的同志有一个时期连一点零花钱都没有，便自动凑了一笔钱，送到我们同志的面前。他们说：“你们的钱都被夺走了。你们在这里没有家属，没有亲戚，我们是你们的国际朋友，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
他们送一次、送两次、送三次，都被我们的同志婉言谢绝了。难友们又一次一次地买来食物和日用品，硬塞到我们同志手里。
有一个时期，巴西当局不准我们的同志看报纸。一位巴西难友知道了，便每天把他看过的报纸，从铁门的隙缝里塞进我们同志的牢房；
有的人看到我们的同志没有烟抽，接连几天，每天饭后都送来一支烟；
有的人看到我们的同志衣服破了，扣子脱了，便自动把针线送了过来。
同牢的难友中，有一位巴西工人。一次，这位工人的家属来探望，给他带来一个苹果。他自己不吃，却把它送给我们的同志，非要每个人咬一口不可。当我们的同志激动地在苹果上轻轻咬下一口时，这位工人眉开眼笑，表示非常满意。
一张报纸，一支香烟，一根针线，一个苹果，在日常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阴森恐怖的监狱里，这些东西却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在一年多共同的患难生活中，我九同志高尚的革命气节，使许多巴西难友深受感动。
当我们的同志坚持绝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绑架阴谋的时候，难友们每逢开饭时，为了不影响我们同志的斗争，便把饭菜拿到牢房的走廊上去吃。当九位同志取得绝食斗争的胜利、迫使敌人公开宣布取消绑架的那一天，牢房内活跃极了。难友们欢欢喜喜，争先拿出饼干、蛋糕和水果。有的人翘起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得很！”有的按照巴西的习惯，拉拉自己的耳朵，拍拍自己的肩膀，还有的用劲搓响手指，表示祝贺。有的难友说：“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巴西难友同九个中国人之间的亲密友谊，是被压迫者之间的友谊，是最可贵的患难之交。这些普通的巴西人，和我们的同志一样痛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他们经常对我们的同志说：
“把你们关进监牢的，不是‘巴西人’，而是‘猩猩’、是禽兽。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请你们告诉中国人民，巴西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抽刀断水水更流”。一桩桩感人的友谊故事告诉人们，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妄图切断中国人民同巴西人民的友谊岂不是枉费心机吗？！ 巴西那帮够日的法西斯军阀后来的下场是社么. 对9位受到巴西法西斯迫害的中国人致敬！ 这些人才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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