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中国ZC体制改革[原创]
闲谈中国ZC体制改革[原创]我看中国的ZC体制改革无非是两个层面上的改革：一是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服务的ZC体制改革，这个好办一点，已经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二是为了中国的民主ZC建设而进行的ZC体制改革，这个比较难，但是也一直在进行。鹰眼首先讲一下对ZC改革的几点期望：
一、 不要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有一整套完善的思想和实施体系。改革开放都二十八年了，难道还不应该有一整套风险控制体系？还不应该有一个总体思路？经济体制改革的教训还不够多吗？ZC体制改革还能再重蹈履辙吗？
二、 理清改革思路，不受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和干扰。改革是为了使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了使政府更好的管理人民？由谁来主导改革？怎样保证改革不扭曲不缩水不变形？怎样保证改革不为既得利益者所用？
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什么样的ZC体制改革，什么样的ZC体制改革又决定了什么人会从中受益。所以，不能把ZC改革和经济改革割开。
四、 无论是什么样的ZC体制改革，都不能影响军队。强汉盛唐之所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是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ZC是头；军事经济是硬力量，是一只翅膀；道德文化是软力量，是另一只翅膀；这样鸟才能飞起来。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军队改革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要“泛ZC化”，军队不能受ZC体制改革的影响。
五、 要明明白白的告诉国人ZC体制改革失败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要只讲好的不讲坏的。好的讲得唾沫乱飞天花乱坠，坏的则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当初“教改”“医改”“房改”时，金蝇们又何尝不是口吐莲花？？结果呢？？？
六、法制建设不应该成为官员逃避责任的温床。上次深圳出台的“改革者免责”的法律，给我们敲了一个重重的警钟，也把我们吓出了一身冷汗。法制建设怎样才能体现公平？怎样不被既得利益者弯曲利用？这都是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一个问题。不要小看腐败官员们的智慧，不是要建民主社会法制社会吗？他不用行政权力了，他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下面讲一下我对ZC改革的认识：
一是党政必须分开，但决不允许“踢开党委闹革命”。执政党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加以改变。必须在充分考虑执政党意见的情况下，慎重的推进改革。东欧前苏联剧变，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吗？没有！不要相信某些人的鬼话，馅饼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二是不能搞“三权分立”。不说别的，现在司法腐败就很严重，没听到说“有党委领导还腐败成这样，没党委领导不更无法无天了？” “三权分立”最有可能造就权贵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早期最明显的特征。我们不想要权贵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嘛！而且三权一分立，敌对势力就更加猖狂了。那几个国家什么时候停止过对中国的遏制破坏？
三是不要迷信“两党制”“多党制”。台湾省的政局摆在那儿，拉美国家的现状摆在那儿，为什么没人说？噢，多党执政也有穷国呀，而且穷的还很多！“两党制”“多党制”只是执政的一种形式，披上这层皮就说明进步了吗？这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吗？一党执政也有好处，政策可以保持连续性。至于党派，鹰临的理想就是大同社会没有党派！
四是不能搞“代议制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是个好的ZC架构，不能放弃。西方的议会是专职制议员。中国的九亿农民能有多少机会通过竞选当上议员？特别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垄断话语权和财经权的情况下，他们的机会基本上等于零。人大怎样保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是人大改革的一个重点。必须大幅降低官员在代表中的比例，最好不要超过10%，减小行政机关的话语权，不当好好先生，不做橡皮图章。人大职能不变，履行职责的方式和力度必须要变。
五是政协改革。如果人大的改革是强调民主强调主流民意的话，政协的改革就要注重不同利益群体。如果说人大评价政府工作是以公允为主的话，政协评价政府工作就应该以批评为主。形象一点说，政协就象旧时的御史台，“言者无罪，闻者足惩”。专家学者可以多一点，具有超前意识的委员可以多一点，对人大政府法院持批评意见的可以多一点。原则上官员不进政协，执政党少进政协。政协应多一点监督权，不要沦为花架子。时机合适的时候，政协主席可以由党外人士担任。实际上只要条件成熟，人大、一府两院的正职也可由党外人士担任。
六是西方制度治理不了贪污腐败。有人只看到西欧美国如何如何，亚非拉的广大贫困国家就选择性的失明了。它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从不反对西方的先进的东西，但西方的东东不是灵丹妙药，不能包治百病。不要只看到北欧那几个国家官员廉洁自律，盛唐还不是很廉洁？毛泽东时代还不是很廉洁？不要迷信高薪养廉，这只是个表面现象，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制度的完善和严格。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干部没有东西可以贪污，难道盛唐的官吏们没有东西贪污？
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两点。因为我觉得太重要了，所以特地拿出来讲。
一、德与法必须相结合。一谈ZC体制改革，就是民主法制，很少有人谈道德。胡总提出了“八荣八耻”，很有些人不以为然，以为这是些官话套话。一国元首来谈道德本来就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因为这是专家学者的份内事。至于说很多人不相信，是不是已经说明“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了呢？
不能单纯的看独立的看西方的法制建设，它是有浓厚的人文道德基础的。不问青红皂白，拿来就用，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别的不说，菲律宾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以法治国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老祖宗们早就以法治国了，商殃变法不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说它不完善，克伦威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就很完善？法家在中国的命不太好，后世也很少用法家。但法家做到了公平，那就是“王子有罪与庶民同罪”，虽然这种公平很残酷！
相反，唐太宗是不主张严酷的刑法的，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唐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1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还有一次放死囚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唐太宗全部赦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ZC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可想象哪！就是在今天，也绝对不可能做到。咱们的老祖宗凭什么做到了？
所以说，以德才能治天下。改革开放28年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惨不忍睹。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笨笨的举动，使以德服人成为了一个笑话。现在一些地方的道德和社会风气还不如解放前，不能不让人吐血。不是我们的祖先愚蠢，而是我们后人太不把古训当回事。单纯想以法治国是条死胡同，不要失败了再重新回头。在目前的形势下，列强还会给你时间和空间让你回头让你补救吗？
现在有很多人什么都不信，那他是一个无畏的革命者吗？答案可能恰恰相反，他可能是一个没有法律和道德感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一个经济动物和亡命之徒而已，假如社会上这种人占了多数，会是什么景象？让人不寒而憟呀！
必须要在建立和完善道德上的基础上推进ZC体制改革，不要迷信以法治国。法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总是落后于犯罪行为的，很少听说过一部法律能把若干年的犯罪行为描述出来。法律也不可能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它只能规定你不能做什么，你非要做会受到什么制裁。所以说，法律在很多时候都是苍白的。道德则不然，它可以规定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你还是个人，你就必须受到道德的约束，除非你想与人世隔绝。道德也具有更多的普世性，鹰眼看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把不劳而获、挥金如土当成一种美德。西晋的贵族们比富，结果国家和个人是不是死得很惨呀！
怎样搞道德建设？必须泓扬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墨家是很好的传统文化，略微偏激了一些，不为当权者所喜。儒家去掉理学和等级制那些糟粕，特别是多讲讲孟子，新儒家复兴也不是一句空话。我更喜欢墨子和孟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何等深刻！“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何等慷慨！
二是GDP、招商引资不能成为考核官员的指标。现在GDP不是经济指标，而是ZC指标。所谓“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不知道是不是源出于此？但GDP的负面影响太大了！鹰临认为最起码有六点：
（一） 是对外资软弱退让丧失原则，犹如《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
（二） 是大搞形象工程，使政府内债越举越多。花园广场对于GDP贡献巨大，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那些巨额债务，最后还不是由老百姓来买单？
（三） 是疯狂地卖土地卖国企卖资源，而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再生的。官员们一时的风光，换来了一个地区长期的苦痛。
（四） 是环境污染。商人们赚了钱跑了，住在那儿的老百姓怎么办？大跨进文革没有破坏祖国的青山绿水，中国人五千年来的生产活动也没对环境造成这么大的破坏。把家园破坏成这样，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五） 是国企民企举步唯艰。政府喜欢找这些企业充门面拉赞助，加重了企业负担。外企本就是“超国民待遇”，税负只有一半不到，政府又给国企民企们拨拨毛，还怎么去保护民族工业？怎么去跟外企竞争？当然，企业们也不傻。它们就在工人待遇、保险、福利、安全防护、环保……上省钱，弄得重大事故不断。典型的恶性循环！
（六） 是只追求短期效应，没有长远眼光。在扭曲的GDP引导下，“科学是明天的生产力，教育是后天的生产力”这个口号早就成了美丽的肥皂泡！
难怪有人说现在的政府是“为人民币服务”“为资本家服务”，话虽然很刺耳，可当政者确实应该反思深思啊！
对中国ZC改革体制的预测：
一、ZC体制改革会非常艰巨非常崎岖甚至非常漫长，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不外乎以下目的：一是瘦身，要大幅度减少职能重叠的部门，把“吃皇粮的”降到一个合理的基数，要与国际接轨；二是改革官僚主义作风，使之高效；三是减肥。除交警等少数部门外，任何部门都不得罚款收费。你敢让它收一元，它就敢收十元，这就是中国国情！四是消灭权力寻租，避免政府权力无限化；五是消灭贪污腐败。从目前的情况看，就一个难题都要花上很长时间，何况是五个难题！所以，指望着ZC体制改革能立竿见影，是不切实际的。当然，这不是成为容忍丑恶的理由，但我们必须看到进步。
二、县市直选。中国的乡镇直选估计要花十年时间才能在中国普及，县市直选估计要花二十年时间才能普及。这是鹰临天下最乐观的看法。省一级原则上不搞直选。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一省人口都相当于一个西欧国家，搞直选确实是劳命伤财。在县市一级普及直选制后，中国的基层已有了广泛的民主。都是基层直选的官员当省级政府候选人，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从中国的传统看，省级官员必须具有全局眼光，不能只盯着一时一地，同时省级官员们要经常交流。市县一级的官员们地域观念强一点没关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
三是官员任期。史书上记载的知府太守一级的官员，基本上要花十年时间才能大治。目前官员的任期太短，而且很多官员任期还不满一届就调往外地去了，很难看出官员的实际能力。原则上市以下官员必须任满两届才能平调提升，任不满一届就不要交流了。现在很多官员犯了错误就是一调了之，官照当酒照喝，哎！
四就是年龄要放宽。不要用干部年轻化的说辞来阻碍官员升迁。里根七十多岁才当美国总统，还不是当得很好？这个东西真不知道是谁的发明！
五、县市官员包括省级官员除了选举产生之外，必须保留一批“特别任命制”官员。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好的官员往往被排挤，也不一定能得到人大支持。因为目前的人大代表中既得利益者太多，好官执政时完全有可能或必然触犯他们的利益。所以必须保留“特任制”，尽最大可能保证好官留任。他们可以用“代理”的身份执政，条件成熟时再转正。既保证了人大的权威，又切合中国国情。当然这也有很大的弊端，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我们不可能很快根除腐败贪污，我们就必须多几个包青天海青天。制度固然重要，人才更为重要。
最后谈一点鹰眼的个人感受：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争论，最后因“一切向前看”而销声匿迹。本来这场争论本身，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没有一个科学的基础无以谈民主，而民主则是科学的必然要求。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面对着一片缺少民主与科学的土壤，中国的ZC体制改革恐怕要多走些弯路，多结出几枚奇异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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